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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某的行为是侵占还是盗窃?/孙树林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0 00:58:47  浏览:966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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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某的行为是侵占还是盗窃?

孙树林


案情:沈某携带衣物等包裹乘汽车回家,其中一皮包装有现金5000元、手机一部和身份证等物。途中,沈某下车换乘,即发觉皮包丢在原汽车座位上,沈立即租车追赶,并用他人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无人应答。追至B县终点站,沈某找到该汽车,驾驶员言明没有发现丢失的皮包,沈又借用驾驶员手机拨打自已的手机,仍无人应答。后沈某发现其手机的通话记录单有A县的电话号码,即向A县公安机关报警,沈某通过A县公安机关得知当日与自己同座的A县崔某拾得此包。在A县公安机关,崔某供述拾得此包,包内有现金5000元、手机、身份证等物,并通过A县公安机关返还了手机和身份证等物品,但现金5000元拒不交出。沈某无奈,以崔某犯有侵占罪向B县法院提起刑事自诉,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对该案如何定性存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崔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应系民事违法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崔某由于没有合法的根据,有损于他人而自己获得一种不正当利益,应返还不当得利。第二种意见,崔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根据刑法第270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他人的遗忘物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崔某的行为特征符合侵占罪的犯罪构成。第三种意见,崔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本案中,沈某将包遗忘在汽车上,虽然沈某失去对包的控制,但该包的控制权转移到车主或驾驶员身上,崔某明知是他人的皮包,乘车主或驾驶员不注意,将此包拿走,其取得方式应为秘密窃取,因而构成盗窃罪。此案应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试分析如下:
一、崔某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在取得不当得利之前,根本没有非法占有他财物的故意。崔某知道沈某下车时将皮包遗忘在座位上,手机在座位上发出响铃声,已经知道了是他人的皮包,在下车时将皮包拎走,因而崔某在取得该包之前,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而不当得利的法律事实的出现是由于受害人的疏忽、过错造成,受益人获得不当得利是被动的,而本案中崔某的行为却是主动拎包,不是被动接受皮包。因而,崔某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
二、此案不构成侵占罪。侵占罪的实质是合法持有他人财物(或者至少没有采取犯罪方法持有)而变为非法占有的行为。最初取得财物的方式是合法的,是从合法向非法的一个转化过程。对于遗忘物而言,理论上存在着遗忘物与遗失物的争论问题,无论遗忘物与遗失物是否有区别,本案皮包所有人沈某将皮包遗置于汽车座位上忘记携带,随即能够准确回忆起来(实际上立即发现),并立即去寻找,该皮包当属遗忘物无争议。所谓侵占遗忘物,是指他人财物遗忘在行为人有权控制的范围之内,行为人将财物收管起来,拒不交出。其收管行为是合法的,不是非法手段,即具有持有的合法性,拒不交出,变成非法占有,因而构成侵占。而盗窃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不使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他人发现的方法,暗中窃取,最初取得财物方式是非法的。本案中,该皮包遗忘在车上,是一个特定场所,虽然沈某暂时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但该财物的控制义务转移到特定场所的车主或驾驶员身上,乘客崔某针对车主或驾驶员而言,是秘密窃取,其取得方式是非法的。如果本案中的汽车车主或驾驶员将该皮包收管而拒不交出,其取得方式是被动的、合法的,汽车或驾驶员可能构成侵占罪,而崔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
三、此案应定为盗窃。通过以上分析,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车主或驾驶员不知晓的情况下取了属于他们控制下的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持反对观点者认为,车主或驾驶员对他人遗忘在车上的钱包未形成持有、支配意识,不是皮包新的持有、控制人,乘客显然是以拾得心理而非盗窃故意而控制他人财物。笔者认为,特定场所的有关人员均有义务对其管理范围内的财物予以看管,其中必然包括他人的遗忘物,这也是特定场所对有关人员的职责要求,一旦他人遗忘的事实发生,他即具有义务去看管、控制,即是新的持有、控制人。比如,饭店老板对饭店内所有的财物,出租车司机对车内的财物等等。因此,车主或驾驶员对乘客遗忘的物品有义务予以保管。我们再通过拾得物品时,是否让车主、驾驶员、同车的他人知道,来分析一下乘客拾得物品的心理,如果是拾得心理,可以也应当公开让他人知晓,无人认领,应交给车主或驾驶员,以便他人寻找,车主或驾驶员如果不愿接收,放弃持有、控制,可以自己暂时代为保管,如果是想据为已有,其必然不让他人知晓,而采取秘密的方法,否则,车主或驾驶员一旦发现,主张将物品留在车上以便失主寻找,岂不达不到据为已有的目的?本案中的崔某正是知道一旦公开,车主或驾驶员就可能控制该包,而不能实现自己占有的目的,所以采取了不让他人知晓的方法。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崔某在取得该包时即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采取了秘密手段,不是一个从合法持有向非法占有的转变过程。因而构成盗窃罪,应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供稿人:孙树林
单位: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法院
联系电话:0563-251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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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

李凌云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去年各地各部门纷纷出台让人眼花缭乱的应对举措,而要求完善相关法规、加强制度建设的呼声也充斥各种媒体。
人们对民工权益的关注并作出的努力应当肯定,但从一个劳动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上述举措或呼吁只停留在劳动关系的外部,而并未触及劳动关系的内在机制,仅就解决民工工资这一问题而言,并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其实,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们认识上存在着一大误区,即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混淆了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并导致法律适用发生了错位。
笔者曾留心过媒体的报道,发现不论是用人企业、国家机关还是媒体,在很多场合下都把民工称为“劳务工”,把他们的应得报酬称为“劳务工资”,甚至还出现了“ⅩⅩ法院劳务工资执行款发放大会”的场景。看来,许多人认为民工就是劳务工,与用工企业之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那么,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到底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在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时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关系。劳务关系则是当事人之间因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表面上看好象差不多,劳动者都付出了劳动,也都会得到报酬,但是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劳动关系的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双方的关系依据劳动过程发生,而劳务关系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双方的关系依据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发生,由此又导致了以下三点不同:1、劳动力的支配权不同。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服从的地位,其劳动力的支配权由用人单位行使,双方形成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以由劳务提供方自行组织和指挥劳动过程。2、风险责任承担者不同。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被单位雇佣提供劳动,只需要对劳动过程负责,并不对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即经营风险负责,而用人单位享受劳动成果价值实现的结果,因此由用人单位承担风险责任;在劳务关系中,双方关系依据劳动成果的实现过程发生,因此劳务提供方应当自行承担风险。3、劳动报酬的性质不同。由于劳动者处于从属地位,不承担经营风险,所以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不完全和不直接随市场供求情况变动,其支付形式往往特定化为一种持续、定期的工资支付;而劳务提供方因平等的劳务关系而取得的劳动报酬则是商品价格的一次性支付, 商品价格是与市场的变化直接联系的,因此其支付的数额和方式往往是不定的。
可见,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不对等的社会关系,后者是平等的社会关系。两者区别的关键后果则是前者受劳动法的调整, 遵循“保护劳动者的原则”;而后者受民法的调整,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
如果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务关系,根据上述标准,出现先工作,后付酬以及劳务报酬随行就市的情形似乎还可以理解。但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民工到用人单位做工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内核,自1995年1月1日《劳动法》实行的那天起,就应当被毫无差别地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鉴于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不承担经营风险,劳动报酬具有分配性质并特定化为持续、定期工资的特点,劳动法已经对工资支付作出了严格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可见,只要我们将对民工的保护纳入劳动法保护的范畴,只要劳动监察部门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每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民工工资拖欠的难题便会不攻自破,根本用不着殚精竭虑地去考虑所谓制度健全、法律完善的问题。
然而,大多数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在我们眼里,农民工是一个不入流的群体,怎么能与我们这些体面的城里人同样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劳动者”范畴呢?于是乎,“劳务工”这个用人单位发明的专用于农民工的名词一产生就赢得了广大的市场。用人单位打着这个旗号,将农民工推出了劳动法的保护伞,可以达到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目的;不需要向民工负责的地方政府为了“GDP政绩”也对此采取了默认甚至是放任的态度,平时“特殊处理”、年终“秋后算帐”已然成了各级政府的潜规则;而我们看到民工的权益在“劳务工”的名义下被“另当别论”,也觉得很正常,谁让他们是一个地位最低、见识最少、声音最小的群体呢?正所谓柿子捡软的捏吗!没有人去探究这其中的蹊跷,付出的代价便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显而易见,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最关键问题是转变人们的观念,理顺民工和用人单位之间的法律关系。做到了这一点,根本不需要推出一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举措,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就可以迎刃而解。



作者:李凌云 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理事、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 200042)
原载于《工会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中国和日本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谈纪要

中国 日本


中国和日本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谈纪要


(签订日期1981年6月24日 生效日期1981年6月24日)

 一、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就加强和发展中日两国政府间的科学技术合作问题,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商谈(双方参加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名单附后)。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江明会见了日方全体代表。

 二、双方对两国政府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已在广泛的领域内顺利进行表示满意,并认为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订进一步促进了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双方同意在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成果的基础上,愿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科学技术合作而努力。

 三、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内容为:
  1.相互介绍了中日两国的科学技术政策;
  2.回顾了两国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情况;
  3.讨论了双方希望合作的项目;
  4.探讨了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组成。

 四、双方就计量标准、科学技术情报、农业技术、铁路技术、冶金(特别是提铌技术)、卫生以及试验动物等方面的科学技术合作进行了探讨。双方同意将根据本国情况就上述项目的具体合作问题,再进行磋商。

 五、双方同意为实施中日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将在委员会下设置必要的专门工作小组。专门工作小组的具体设置事宜,以后将继续进行协商。
  本纪要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签署,其文本用中文和日文写成。
  注:双方参加第一次会议代表名单略。

  中方委员会首席代表         日方委员会首席代表
     陈 冰               加藤吉弥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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