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23:38:18 浏览:8640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办法
北京市住房基金管理办法
市政府
第一条 为实施《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 , 均须依照本办法建立单位住房基金。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分别建立政府住房基金。
第三条 住房基金是用于住房建设、维修、管理以及资助职工建立住房公积金等方面的专项资金。
建立住房基金, 应在理顺目前国家、单位用于住房的各种资金渠道的基础上, 立足于原有住房资金的转化, 逐步使住房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合理化、固定化、规范化。
第四条 单位住房基金的来源:
一、单位提取的自管公有住房( 以下简称公房) 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大修理基金。
二、出租自管公房的收入。
三、原用于住房维修、管理和发给职工房租补贴的资金。
四、出售自管公房的收入。
五、按照财政部门的规定, 从企业留利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的住房资金。
六、职工出售以准成本价购买的住房, 其房价中应由单位收回的高于届时准成本价的部分。
七、从政府住房基金取得的补助资金和借款, 以及向个人筹集的建房款。
八、单位资助职工交存的住房公积金中按财政部门规定列入成本或预算的部分。
九、从其他渠道筹集的用于住房建设、维修资金或国家和上级部门拨给的住房资金。
十、住房基金增值的资金。
第五条 单位住房基金的使用:
一、出租自管公房的维修和管理费用。
二、对职工购买住宅楼房后公共维修基金的资助及电梯、高压水泵的更新、维护、运营费用。
三、单位资助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四、购、建住房资金。
五、资助职工参加住宅合作社或危旧房改造的资金。
六、按规定发给职工的房租补贴。
七、其他住房方面的支出。
第六条 政府住房基金的来源:
一、地方财政预算内安排的用于住房建设的资金。
二、地方财政用于本地区政府房管部门直管公房的维修、管理补贴资金( 含高层住宅的电梯、高压水泵的维护、运营、更新费用) 。
三、从住房建设项目征收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提取的住房房产税。
四、政府房管部门出租直管公房的收入。
五、政府房管部门出售直管公房的收入。
六、公房租金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 财政部门对单位自管公房租金收入中按一定比例集中统筹的部分。
七、政府筹集的危旧房改造周转资金。
八、职工出售以准成本价购买的住房, 其房价中应由政府房管部门收回的高于届时准成本价的部分。
九、从其他渠道筹集的危旧房改造周转资金。
十、住房基金增值的资金。
第七条 政府住房基金的使用:
一、市或区、县政府安排的住房基本建设投资。
二、政府房管部门直管公房的维修和管理费用。
三、危旧房改造的启动周转资金。
四、对职工购买住宅楼房后公共维修资金的资助。
五、政府房管部门管理的高层住宅电梯、高压水泵的维护、运营、更新费用。
六、其他住房方面支出。
第八条 住房基金由建立基金单位按行政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后划转。
政府住房基金, 由同级财政部门管理。
单位住房基金, 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在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委托的金融机构专户存储, 所有权不变, 专项使用。
第九条 住房基金在存储期间, 均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存款利率计息。
第十条 单位用住房基金购、建住房, 仍应按照基本建设自筹资金审批程序申报审批。
第十一条 单位使用住房基金要以收定支。不得用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应上缴的税利、经费拨款等作为住房基金使用。
第十二条 单位划转作为住房基金的各项资金, 应在划转前本着不重复计征的原则按原资金渠道缴纳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
第十三条 单位应按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住房基金收支情况报表, 经上级主管部门汇总后, 报送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四条 单位出租自管公房向承租人收取的租赁保证金, 列入本单位住房基金, 本金归承租人所有, 解除租赁合同时退还承租人。
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 由市财政局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1992年7 月1 日起施行。
1992年5月30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贷款诈骗罪问题探析
顾苗,女,安徽合肥人，230031,xingchi0516@163.com
当前，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际部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处理却存有一定难度。为了提高司法适用水平，亟须加强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演变、法律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处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些粗浅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1]新中国成立后， 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2]；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3]； 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4]。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5]，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
（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6]。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 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7]，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8]。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 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 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 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 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6 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9]。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 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10]。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11]。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 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 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包括新刑法第193条规定的法定的几种欺诈类型）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1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新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贷款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
那么，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不是法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单位实施的诈骗贷款的行为，应定以他罪，而不能课以“贷款诈骗罪”。其理由是，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而新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因此，如果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则对该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1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要对其实施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尽管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该种犯罪行为从理论上讲主体是单位，但只要该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依法对单位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法益侵害说，即指出不能以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是单位为由，来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即是说，从法益侵害上看，对于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无论行为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个人都不能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14]。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追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作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则单位行为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不构成犯罪。他们的根据是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尊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15]。
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进行“贷款诈骗”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诈骗如何处理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应依照《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笔者注）第151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员以上的，依照《刑法》（同上注）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和上面的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
前述的几种理论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竟哪一种合理，是否合理呢？我们再来作一下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贷款诈骗行为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事实上这种论点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者并没有搞清两罪的根本区别，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贷款诈骗罪的对象只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其他的资金，而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围要大得多，为合同的标的。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么对自然人进行“贷款诈骗”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又何需再设一个“贷款诈骗罪”呢？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考虑到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列一节的立法意图。第二种观点中，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势必罚不当罪，放纵了主要的犯罪行为人，由自然人承担了一部分应当由单位承担的责任，不具有实质合理性，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种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这样就放纵了犯罪，势必成为单位骗贷行为泛滥、金融秩序被严重扰乱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193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解决无法可依或者罚不当罪的尴尬。
四、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无能，无法对比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同时，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致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民政府
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伊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伊政发〔2008〕5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林业局、厂、公司，市属、省属、中属企事业单位，市政府各委、办、局：
《伊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十二届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伊春市人民政府
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责任，促进依法行政，建设勤政、廉洁、务实的责任型、服务型、法治型和效能型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包括林业管理局所属各级管理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及其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问责，是指现任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物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造成损失，或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应当履行而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按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行政问责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公平、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不得用行政问责代替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问责范围
第五条 行政决策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决策内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二） 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三） 违反规定决定考核、录用、任免、奖惩等人事管理事项的；
（四） 违反规定决定立项、招标、设计、施工、投产等重大项目的；
（五） 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失误，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六） 违反规定决定科教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社会福利、计划生育等社会管理和服务事项的；
（七） 发生自然灾害、森林火灾、突发公共事件未及时做出决策或采取措施，使应当避免或减少的损失未能避免或减少的；
（八） 其他行政决策失误应当问责的行为。
第六条 行政执行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拒不执行政府决定，或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的；
（二） 对伊春林管局作出的有关规定、命令、文件等执行不力的；
（三） 事关民生等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
（四） 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
（五） 不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时限办理有关事项，或无法定依据附加条件办理有关事项的；
（六） 不执行具有监督管理职能的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或不采纳其提出的正确建议的；
（七） 不履行对社会、公众公开承诺的；
（八） 虚报浮夸政绩的；
（九） 管辖范围内发生责任事故、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严重腐败现象及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
（十） 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事故和其他重要情况的；
（十一） 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职责，使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
（十二） 在实施行政复议过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或不予答复，不按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或徇私舞弊的；
（十三） 其他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监督检查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无法定依据实施监督检查的；
（二） 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三） 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四） 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五）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纠正，或不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
（六） 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监督检查的行为。
第八条 行政执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的；
（二） 超越权限办理案件的；
（三） 违反规定实施或免予行政处罚的；
（四） 以行政处罚代替纪律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五） 使用、丢失、擅自处理罚没款物的；
（六） 因工作疏忽导致人员伤亡的；
（七） 应当回避未回避的；
（八） 其他违反规定的行政执法行为。
第三章 行政问责责任划分
第九条 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应首先对所在单位行政首长进行问责。行政问责责任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
第十条 批准人批准的事项，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因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工作失误，致使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一条 承办人未经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承办人不按照批准人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因指令、干预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发出指令、干预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三条 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持相同意见的人员负间接责任。
第十四条 因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意见，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五条 2人以上（含2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十六条 本章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首长。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经行政授权，由其他人员行使批准权的，行使批准权的人员视为批准人。承办人一般指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承办人员。
第四章 行政问责的种类和使用
第十七条 行政问责种类分为：
（一） 告诫或责令作出检查；
（二） 通报批评；
（三） 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降低班子实绩考核档次；
（四） 调离工作岗位或责令辞职；
（五） 免职；
（六） 辞退或解聘。
以上问责种类，可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
前款第（四）、（五）、（六）项的问责种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构成违纪的，应当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同时，还要视情节进行行政问责。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告诫，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免职、辞退或解聘。
对负有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重的，给予告诫、责令作出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
2人以上（含2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进行问责。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重处理：
（一） 一年内被问责两次以上的（含两次）；
（二） 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挠、不配合调查的；
（三） 打击、报复投诉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四） 强迫、唆使他人违规违纪违法的；
（五） 拒不纠正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
（六） 行政执行、监督、检查、复议和赔偿中有徇私舞弊、收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物、接受宴请、参加其提供的旅游和娱乐活动等行为的；
（七）其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处理：
（一）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动退出违规违纪违法所得的；
（三）对挽回或减轻应问责事项可能造成的损害、损失、影响有立功表现的；
（四）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中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应当在第十七条规定的问责种类幅度以内从重或从轻给予问责。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对具体行政行为责任人进行问责：
（一） 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二） 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规定不具体，无法认定行政工作人员责任的；
（三） 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
（四）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行政问责程序
第二十三条 行政问责启动：
（一）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诉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二） 行政首长、监督管理机关、上级机关建议或要求问责的；
（三）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四） 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提出问责的；
（五）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四条 行政监察机关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的投诉。受理机关收到投诉后，应当予以登记，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进行处理。受理机关应当为投诉人保密。因泄密使投诉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并负有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的人员，由行政监察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责成任免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进行问责，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监察机关决定。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由本级人民政府或监察机关决定。对其他人员问责，由监察机关或责成任免机关决定。
第二十六条 对问责对象的调查、处理，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 经本机关行政首长同意，对需要问责的事项进行初步调查。
（二） 经初步调查认为问责对象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需要进一步查证的，报本机关行政首长批准后立案。
（三） 对问责对象的行为事实做进一步调查，包括收集、查证有关证据材料，听取问责对象所在单位的领导成员、有关工作人员的意见，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并形成书面调查材料，向本机关行政首长报告。
（四） 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问责的依据告知问责对象，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对其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记录在案。问责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采信。
（五） 经本机关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对问责对象给予问责、免予问责或不予问责的决定。
（六） 应当将问责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问责对象，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七） 行政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对问责对象的调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程序办理。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第二十七条 对任免机关作出的问责决定有异议的，同级行政监察机关有权责成任免机关进行复议复核，也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重新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问责对象的姓名、职务、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 经查证应当进行问责的行为事实；
（三） 问责种类和依据；
（四） 不服问责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 问责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九条 问责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条 行政问责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人员与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问责对象和投诉人有权向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要求其回避。
第三十一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错误或失误的，应当按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三十二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有异议或不服的，可自接到问责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受理问责对象申诉的机关应当组成调查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形成复核调查报告,作出复核决定,在复核期间,行政问责一般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三十三条 行政问责结果，应当作为行政机关年终目标责任考核，公务员年度考核、奖惩和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被问责的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中由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和专职从事社会团体工作的行政人员，以及比照公务员管理的部门、中省直驻伊春市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伊春市监察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顾苗,女,安徽合肥人，230031,xingchi0516@163.com
当前，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际部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处理却存有一定难度。为了提高司法适用水平，亟须加强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演变、法律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处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些粗浅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1]新中国成立后， 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2]；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3]； 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4]。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5]，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
（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6]。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 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7]，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8]。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 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 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 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 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6 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9]。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 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10]。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11]。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 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 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包括新刑法第193条规定的法定的几种欺诈类型）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1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新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贷款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
那么，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不是法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单位实施的诈骗贷款的行为，应定以他罪，而不能课以“贷款诈骗罪”。其理由是，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而新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因此，如果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则对该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1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要对其实施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尽管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该种犯罪行为从理论上讲主体是单位，但只要该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依法对单位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法益侵害说，即指出不能以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是单位为由，来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即是说，从法益侵害上看，对于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无论行为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个人都不能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14]。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追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作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则单位行为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不构成犯罪。他们的根据是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尊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15]。
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进行“贷款诈骗”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诈骗如何处理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应依照《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笔者注）第151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员以上的，依照《刑法》（同上注）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和上面的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
前述的几种理论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竟哪一种合理，是否合理呢？我们再来作一下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贷款诈骗行为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事实上这种论点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者并没有搞清两罪的根本区别，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贷款诈骗罪的对象只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其他的资金，而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围要大得多，为合同的标的。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么对自然人进行“贷款诈骗”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又何需再设一个“贷款诈骗罪”呢？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考虑到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列一节的立法意图。第二种观点中，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势必罚不当罪，放纵了主要的犯罪行为人，由自然人承担了一部分应当由单位承担的责任，不具有实质合理性，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种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这样就放纵了犯罪，势必成为单位骗贷行为泛滥、金融秩序被严重扰乱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193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解决无法可依或者罚不当罪的尴尬。
四、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无能，无法对比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同时，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致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伊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伊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伊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的通知
伊政发〔2008〕56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林业局、厂、公司，市属、省属、中属企事业单位，市政府各委、办、局：
《伊春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十二届九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二○○八年八月二十日
伊春市人民政府
行政问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责任，促进依法行政，建设勤政、廉洁、务实的责任型、服务型、法治型和效能型行政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包括林业管理局所属各级管理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及其派出机构，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行政问责，是指现任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物职能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由于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造成损失，或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前款所称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应当履行而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情形；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无合法依据以及不按照规定程序、权限和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
第四条 行政问责与行政首长负责制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公平、权责统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问责结果与奖惩、任免相结合的原则。不得用行政问责代替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
第二章 行政问责范围
第五条 行政决策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决策内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
（二） 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或改变集体作出的重大决定的；
（三） 违反规定决定考核、录用、任免、奖惩等人事管理事项的；
（四） 违反规定决定立项、招标、设计、施工、投产等重大项目的；
（五） 安排使用财政资金或处置国有资产失误，造成资金浪费或国有资产流失的；
（六） 违反规定决定科教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社会福利、计划生育等社会管理和服务事项的；
（七） 发生自然灾害、森林火灾、突发公共事件未及时做出决策或采取措施，使应当避免或减少的损失未能避免或减少的；
（八） 其他行政决策失误应当问责的行为。
第六条 行政执行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拒不执行政府决定，或无正当理由，未能按期完成政府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的；
（二） 对伊春林管局作出的有关规定、命令、文件等执行不力的；
（三） 事关民生等重大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
（四） 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解决的；
（五） 不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时限办理有关事项，或无法定依据附加条件办理有关事项的；
（六） 不执行具有监督管理职能的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或不采纳其提出的正确建议的；
（七） 不履行对社会、公众公开承诺的；
（八） 虚报浮夸政绩的；
（九） 管辖范围内发生责任事故、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严重腐败现象及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
（十） 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突发公共事件、重大事故和其他重要情况的；
（十一） 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法定职责，使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
（十二） 在实施行政复议过程，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或不予答复，不按规定转送行政复议申请的，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或徇私舞弊的；
（十三） 其他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违反工作纪律的行为。
第七条 行政监督检查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无法定依据实施监督检查的；
（二） 超越法定权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三） 不按法定程序、时限实施监督检查的；
（四） 放弃、推诿、拖延、拒绝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
（五） 对检查中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不依法制止、纠正，或不移交有关部门处理的；
（六） 其他违反规定实施行政监督检查的行为。
第八条 行政执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应当对有关责任者问责：
（一） 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的；
（二） 超越权限办理案件的；
（三） 违反规定实施或免予行政处罚的；
（四） 以行政处罚代替纪律处分或刑事处罚的；
（五） 使用、丢失、擅自处理罚没款物的；
（六） 因工作疏忽导致人员伤亡的；
（七） 应当回避未回避的；
（八） 其他违反规定的行政执法行为。
第三章 行政问责责任划分
第九条 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应首先对所在单位行政首长进行问责。行政问责责任分为直接责任和间接责任。
第十条 批准人批准的事项，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批准人负直接责任。因承办人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或工作失误，致使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职责，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一条 承办人未经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承办人不按照批准人批准事项实施具体行政行为，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承办人负直接责任。
第十二条 因指令、干预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发出指令、干预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三条 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持相同意见的人员负间接责任。
第十四条 因上级机关改变下级机关意见，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上级机关行政首长负直接责任。
第十五条 2人以上（含2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确定责任。
第十六条 本章所称批准人一般指行政首长。依照内部管理分工规定或经行政授权，由其他人员行使批准权的，行使批准权的人员视为批准人。承办人一般指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承办人员。
第四章 行政问责的种类和使用
第十七条 行政问责种类分为：
（一） 告诫或责令作出检查；
（二） 通报批评；
（三） 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降低班子实绩考核档次；
（四） 调离工作岗位或责令辞职；
（五） 免职；
（六） 辞退或解聘。
以上问责种类，可单独使用或合并使用。
前款第（四）、（五）、（六）项的问责种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构成违纪的，应当依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同时，还要视情节进行行政问责。涉嫌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轻的，给予告诫，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予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免职、辞退或解聘。
对负有间接责任的人员，情节较重的，给予告诫、责令作出检查；情节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
2人以上（含2人）故意或过失导致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按个人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责任进行问责。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重处理：
（一） 一年内被问责两次以上的（含两次）；
（二） 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挠、不配合调查的；
（三） 打击、报复投诉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的；
（四） 强迫、唆使他人违规违纪违法的；
（五） 拒不纠正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
（六） 行政执行、监督、检查、复议和赔偿中有徇私舞弊、收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物、接受宴请、参加其提供的旅游和娱乐活动等行为的；
（七）其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严重后果的情形。
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从轻处理：
（一）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纠正，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主动退出违规违纪违法所得的；
（三）对挽回或减轻应问责事项可能造成的损害、损失、影响有立功表现的；
（四）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中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应当在第十七条规定的问责种类幅度以内从重或从轻给予问责。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对具体行政行为责任人进行问责：
（一） 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未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二） 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内部管理制度未作规定或规定不具体，无法认定行政工作人员责任的；
（三） 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行政不良后果发生的；
（四）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行政问责程序
第二十三条 行政问责启动：
（一）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投诉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二） 行政首长、监督管理机关、上级机关建议或要求问责的；
（三）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议案、提案等形式要求问责且应当问责的；
（四） 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提出问责的；
（五）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第二十四条 行政监察机关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的投诉。受理机关收到投诉后，应当予以登记，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进行处理。受理机关应当为投诉人保密。因泄密使投诉人遭到打击报复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对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并负有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的人员，由行政监察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责成任免机关进行调查、处理。
第二十五条 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人员进行问责，由上一级人民政府或监察机关决定。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由本级人民政府或监察机关决定。对其他人员问责，由监察机关或责成任免机关决定。
第二十六条 对问责对象的调查、处理，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一） 经本机关行政首长同意，对需要问责的事项进行初步调查。
（二） 经初步调查认为问责对象有本办法第二章所列行为，需要进一步查证的，报本机关行政首长批准后立案。
（三） 对问责对象的行为事实做进一步调查，包括收集、查证有关证据材料，听取问责对象所在单位的领导成员、有关工作人员的意见，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并形成书面调查材料，向本机关行政首长报告。
（四） 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问责的依据告知问责对象，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并对其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记录在案。问责对象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予采信。
（五） 经本机关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作出对问责对象给予问责、免予问责或不予问责的决定。
（六） 应当将问责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问责对象，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七） 行政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对问责对象的调查、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程序办理。接受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
第二十七条 对任免机关作出的问责决定有异议的，同级行政监察机关有权责成任免机关进行复议复核，也可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重新调查处理。
第二十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问责对象的姓名、职务、级别、工作单位等基本情况；
（二） 经查证应当进行问责的行为事实；
（三） 问责种类和依据；
（四） 不服问责决定的申诉途径和期限；
（五） 问责决定机关的名称、印章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第二十九条 问责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条 行政问责实行回避制度。参与调查人员与问责对象、投诉人有血缘、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调查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申请。问责对象和投诉人有权向行政问责调查机关要求其回避。
第三十一条 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调查报告出现错误或失误的，应当按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三十二条 问责对象对问责决定有异议或不服的，可自接到问责决定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作出问责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复核。受理问责对象申诉的机关应当组成调查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形成复核调查报告,作出复核决定,在复核期间,行政问责一般不停止执行。复核中发现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
第三十三条 行政问责结果，应当作为行政机关年终目标责任考核，公务员年度考核、奖惩和任用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被问责的行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五条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事业单位中由行政机关以委任、派遣等形式任命的人员和专职从事社会团体工作的行政人员，以及比照公务员管理的部门、中省直驻伊春市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伊春市监察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