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7:08:08 浏览:8897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最近，复旦大学校园投毒事件和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室爆炸事件再次敲响了警钟。为认真贯彻《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和《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国家教委令第20号）有关规定，坚决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现将有关要求重申如下：
一、高度重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工作。各地、各部门和各校应及时了解和掌握所属学校和本校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使用、管理等具体情况，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切实落实各项管理要求，对涉及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的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进行重点排查，堵塞漏洞，排除隐患，确保安全，并要有针对性地建立事故应急预案。
二、进一步严格管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健全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制定并完善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保管、使用、处置等各个环节的规章制度。严格分库、分类存放，严禁混放、混装，做到规范操作、相互监督。要建立购置管理的规范，对使用情况和存量情况进行检查监督，使各类危险化学品在整个使用周期中处于受控状态，建立从请购、领用、使用、回收、销毁的全过程的记录和控制制度，确保物品台账与使用登记账、库存物资之间的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三、进一步明确实验室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责任。危险化学品管理必须做到“四无一保”，即无被盗、无事故、无丢失、无违章、保安全。对于危险化学品中的毒害品，要参照对剧毒化学品的管理要求，落实“五双”即“双人保管、双人领取、双人使用、双把锁、双本帐”的管理制度。将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纳入工作业绩考核，确保实验室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
四、进一步加大对废弃实验室处理的审批、监管力度。对于搬迁或废弃的实验室，要彻底清查废弃实验室存在的易燃易爆等危险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及时处理，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在确认实验室不存在危险品之后，各地、各部门和各校按照相关实验室废弃程序，选择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对废弃实验室进行拆迁施工。
五、进一步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开展对师生的安全教育与培训，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确保相关人员全面掌握实验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知识。
教育部办公厅
2013年5月10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吕芳 国家法官学院
关键词: 10年；司法时代；法律适用；规则；集体性超越
内容提要: 2000～2010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回顾的10年。从立法时代进入到司法时代，法院是否依法裁判成为法治期待的一个试金石。对宪法尝试性引用司法解释悄然被废除并不意味着法院裁判文书中完全不出现宪法的身影，最高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进行的司法解释成为法院适用法律的准确标准，联合发布的解释（规章）并不具有实用性，地方性法规的适用余地也十分有限。10年间，法院经历了从强调程序正义到调解的复兴以及提出能动司法的司法政策，同时伴以对信访问题的过分看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规则，弱化了法律的适用。
当代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法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严格地依法行事。尽管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有不同的理解，强调中国特色与主张不同国家法治变迁应有基本相同轨迹的说法一直相互交错。但实证表明，中国当代法治的发展路径基本上与西方类似，主要冲突在于今后的发展方向。按照季卫东先生的理解，西方现代法治的形成与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法的形式主义阶段到实质干预主义阶段以及最后的间接控制主义阶段。[1]中国法治已经基本完成了法的形式主义阶段：即从以大规模立法为特征，强化法的形式合理性阶段，进入到以法制干预为特征的法系统集中化和司法权积极化阶段，也即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进入到司法时代。即通过严格的依法行事维护法律的安定性要求。本文对2000～2010年间法院适用法律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对法院依法裁判状况作出一个定性化结论，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迈向司法时代
（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成型
中国当代法治实践进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1956年前，国内曾出现一个立法高潮，形成了包括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家庭法等法律部门在内的法律体系，共制定法律、法规和法令1500多件。不过经过“文革”10年，这套法律体系几乎被破坏殆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被明确确立，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立法，并进入了一个“立法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的法律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达250多部（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达700多个，各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规达300多个。”[2]这个数目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又有比较快速的增加，根据李鹏在为《人民日报》“民主和法制”周刊100期所作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的新世纪寄语中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制定了38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这主要是因为“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比，许多重要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比如民商法律，亟待出台。因此，进一步加快立法进程，仍然是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3]这一时期，在“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以及“宜粗不宜细”等工作思路下，[4]虽然立法在量上有了很大发展，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立法空白或立法不配套、立法冲突、立法权限不清、法律法规等可操作性差，等等。[5]上述立法问题经由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得到了规整，尽管《立法法》本身也存在缺陷，但其颁行意味着今后所有的立法活动都要维护法治原则，在制度上保证了立法活动的合宪性。从实际数据来看，进人本世纪后，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问题上显然放慢了脚步。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介绍：“截至2009年8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82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00余件；5个经济特区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规200余件；国务院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共制定规章2万余件。”[6]另外，立法机关也注意到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对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和修订，于是在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废止了8件法律，这些法律或规定，基本上属于已经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或者已经有新的法律予以囊括。2009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对59件法律的141个条文作出修改。
（二）法治是依法之治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建构并不断完善的大前提之下，法治就更多意味着司法者和行政部门按照规则行事。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法制”被明确转化成“法治”，即依照法律进行国家治理。这种用词的转换说明，之前的“法制”强调的是以法律规则与规范为制度核心，也就是围绕立法进行法律制度化建设；之后的“法治”更多偏向的是通过法律的治理，即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在内的系统化法律治理。在立法、司法、行政“三驾马车”中，当规则和规范已经基本完备之时，[7]行政与司法就成为了核心所在。“中国的法治化需要一个根本、一个前提、一个关键和一个保障。执政是根本，立法是前提，行政是关键，司法是保障。”[8]
作为保障的司法部门[9]的根本性任务是依法裁判。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出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改革。中国的法制进程可以说进入了‘司法时代’，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开始从规则转向了审判。这个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将法律理解为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规则可能是无效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同时也必须是公正合理的。”[10]从这个维度分析，司法与行政在依法之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司法通过自由裁量权修正立法规则的无效或不合理，有着合法与合理的逻辑前提；而行政权必须完完全全“照章行事”。由此，法治进入“司法时代”的说法也并不为过。[11]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通过法律解释，赋予抽象的法律规则以明确性、具体性；同时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诉求不断拉伸法律规则的弹性，从而弥补法律僵化的缺陷。从时间上来看，最高法院在1999年印发了《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意味着司法时代的序幕的拉开。该纲要明确叙述了司法改革的政治条件、宪法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条件。而之前进行的审判方式、审委会、立审分离、法官职业化等改革措施的实践使得“人民法院已经进行的改革为今后改革的深入积累了经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是司法改革探讨最热烈的时期，学术界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探讨司法改革的方方面面，[12]2001年底，最高法院召开了“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确立了中国当代司法的基本价值导向：公正、效率。公正与效率突出了依法司法本身所应当具有的语境和概念，也意味着要对之前的司法体制进行重构。不过，公正也好，效率也罢，都是以法官在不同的案件当中正确适用法律做出裁判后的一种评价状态出现的，因此依法裁判显然是公正与效率达成的关键性过程。
（三）法学知识为司法时代提供了理论支持
学术界对司法改革应当持何种研究范式的争论，尽管表述不多，也没有特别清晰的线路，但具有比较强势地位的是权利本位范式[13]、法条主义范式[14]，这些范式又与“法律文化论”[15]、“法制现代化论”[16]和“法律全球化论”[17]勾连在一起，完成了强调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客观中立性以及超越主权国家界限的普遍法律秩序的理论建构任务，这些理论成果被强世功先生称为“没有国家的法理学”或“法律人的法理学”[18]，而后者提倡的是“立法者的法理学”，即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学。这与苏力所谓的社科范式[19]有某种的契合度。上述范式和理论，为我们研究司法活动提供了学术的视角，同时也提供了知识的储备。
司法时代以司法者为中心，对司法者的职业化程度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法律职业的职业化包括对专业技能和司法知识的公共性认可，职业的独立组织以及对职业控制的垄断，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仰仗法学知识传统的积累。中国当代法学所提供的不同范式，显然已经构成了这种积累，尽管仍在不同的讨论和争辩中。
二、司法时代法官适用法律的实然性分析
（一）宪法入判决之流变
根据中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宪法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直接予以适用的法律，也即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然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不过在2001年，一桩著名的“齐玉苓案”开启了所谓的中国“宪法司法化”道路，[20]并引起了学术界轰轰烈烈的争论，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该案是宪法在我国真正获得实施的新探索，有些学者开始就法院司法审查献言献策。[21]但是在2008年，最高法院专门就该案作出的批复又被悄然废除，理由是“已停止适用”。[22]对于此，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23]
笔者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宪法被当作根本大法，也因其纲领性而主要发挥政治宣言功能；同时，最高法院自己在1955年和1986年两次批复[24]中明确或间接否认了法院在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条文，这是符合我国宪政的内在要求的，因为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法院若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宪法，势必要对宪法进行解释，这是与宪政体制安排相违背的。[25]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以下三种倾向：第一，不引用宪法条款，这是法院审判的常规态度，依据源自上述司法批复的规定。第二，直接引用宪法条款，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2000)吉民初字第282号判决书中就这样写道：“本院认为：原告虽于1982年出嫁到邻村，但户口至今在尚家梁村委会，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应分得土地，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故农村划分承包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被告尚家梁村委会收回原告的承包地属侵权行为，……”[26]这种情形虽不多，但也有发生。第三，既引用宪法条款，又引用法律条款。如“龙建康诉中洲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第3条规定：……；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中洲公司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7]
上述司法实践表明，在裁判文书中是否引用宪法条文并不绝对，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认知，其裁判也没有因为引用了宪法条款而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因此，从最高法院的角度出发，对宪法进行解释是越权的，因而非常谨慎；而从地方法院出发，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文则是一种宪法精神的宣扬，反而更具有了说理效果与效力。恰如“廉希圣建议，法官可按照宪法精神去理解法律，做出判决：‘不然的话，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28]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则常青。
（二）通过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
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而“初步”则意味着：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初步”的法律就有可能不适应，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法律随着实践的成熟而提上立法程序，不成熟的部分则仍待打磨。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第一，虽然法律越来越成体系，但法院一直以来面临的法律不够用或不好用状态仍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为法院适用法律时出现问题提供了借口。这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法院、法官不断提出的立法建议中得到证明。第二，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势必有新法律的颁布、原有法律的修订。这种变化，使得法院在适用新法或新修订的法律时都首先面临着一个学习与适应的过程。作为一个盛行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国家，中国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注重并强调的是条文的词义、立法者的意图、法律条款的前后联系以及立法的历史背景。这与德国的实证主义法传统类似。“德国是实证主义法律传统。这种传统要求判决尽可能以成文的德国法条文为基础。”当需要对这些法律进行解释时，“这需要通过主要的（德国法）解释和专题论文乃至于学生教科书才能完成，……即德国法院为进一步得到启发正是依靠这类文本。”[29]因此，当新的法律颁布（包括法律新的修订文本颁布），不同级别的法院都要组织法官按照自己的审判领域进行学习，一般会在国家法官学院或地方法官学院学习。培训是短期的，少则1周，多则15天，课程中最受欢迎的是立法机关人员对该部法律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的介绍，这是法官适用法律时探寻法律精神的最权威来源，参与立法过程的官员或学者对法律规则本身的逐条解释，也非常受欢迎。如2007年《物权法》颁布，最高法院参与立法过程的法官就被各地法院邀请讲解该部法律，同时他们参与编写的关于《物权法》理解与适用的书籍和文章也受到各级法院的追捧。可以说，这类新法培训，是法官适用法律的最基本准备工作，也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这也说明，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需要法学理论研究的支持和培育。第三，立法的完善过程为最高法院完善司法解释提供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基础。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之初，大量的立法空白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大行其道，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司法解释也存在一个逐步完善合法性、程序性、规范性的过程。10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数量，参见下表。
┌────┬──┬──┬──┬──┬──┬──┬──┬──┬──┬──┐
│年度 │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
│司法解释│48 │35 │43 │31 │21 │15 │12 │17 │17 │21 │
└────┴──┴──┴──┴──┴──┴──┴──┴──┴──┴──┘
对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尽管只是重申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而已，但却是一个明确的授权性规定，也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来源的最基础性合法支撑。另外，2007年3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是最高法院自己赋予自己以相当大的“立法”自由裁量权，也即准立法权，这也为最高法院在2009年提出“能动司法”[30]埋下了伏笔。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果说2000年最高法院作出了48件司法解释，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立法的粗糙以及不完善需要司法解释予以弥补，而在随后的几年间司法解释数量呈下降趋势，说明一方面是由于立法的完善，另一方面是最高法院对于自己“准立法权”的慎重。到了2009年，这个数目突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即2009年最高法院发布了21个司法解释（其中民商事11个，刑事6个，行政3个，执行1个），属于10年中的中等水平。但是，在这21个司法解释之外，最高法院在2009年一年发布了14个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司法文件，分别涉及民事、商事、知识产权、行政、执行领域。[31]这些司法文件，完成的是同司法解释一样的使命，即指导全国法院统一适用法律完成个案的裁判，如2009年6月17日发布的《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共22条，提出了具有非常明确的导向性的指导意见，即对于虽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但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仍具发展前景的企业，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程序的作用，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挽救，[32]从而达到了“依法审慎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审结3573件，同比下降4.7％”[33]的效果。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经济衰退、企业破产是正常现象，该指导意见不能不说是起到重大作用。因此，2009年最高法院提出“能动司法”理念，尽管在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34]但与该理念密切联系的是通过发布的较多数量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最高法院以及地方法院凸显了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功能自治。
（三）最高法院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文件的适用
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许多部委都联合下发过一些文件，笔者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2000年至2010年7月，司法部与最高法院以及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与法院适用法律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有922件，公安部与最高法院以及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与法院适用法律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有1286件。这种联合发布的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需要不同部委联动处理某些具有综合性质的社会问题，这种类型的联合文件，往往注重宣示性和导向性，并没有具体的法院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如2009年5月6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第二，主要明确不同部门在适用相关法律中的责任以及如何分工，同时对一些法律概念进行解释，是法官审理相关案件的依据。如200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二部分是“明确法律政策界限，依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该部分明确了“公司及其股东向社会公众擅自转让股票行为的性质认定”、“擅自发行证券的责任追究”、“关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责任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性质的认定”、“关于修订后的《证券法》与修订前的《证券法》中针对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规定的衔接”以及“关于非法证券活动受害人的救济途径”。特别提出人民法院对于非法证券活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受理、审理各类涉及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刑事案件，对性质恶劣、社会危害大的案件依法予以严惩。”
第三，针对某项非常具体的问题发布联合通知。如根据2007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海上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海警支队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向所在地人民检察院提请或者移送，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海上犯罪案件，同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缓刑、假释的，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对公安边防海警作出的有关行政赔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第四，对法官与其他人员相互行为模式作出规定，如2004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上述联合发布的文件，一方面，其性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法理上分析，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立法解释权，二者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仍可归于司法解释行列中，然而公安部、司法部以及其他国务院部委依法享有的是部门规章制定权，这些立法权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只是对国务院各个部委制定联合规章予以授权，并非对它们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文件进行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国务院部委等对其定性也并不明确。如2002年司法部《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司发通[2002]62号2002年8月6日）中，对于其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联合发布的文件称为“规章规范性文件”，即“二、司法部决定废止2000年以前与其他有关部门联合制发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似乎有将之归于规章的含义，但因为这些文件名目各不相同，有“函”、“通报”、“通知”、“答复”、“综合批复”、“联合批复”等等，内容、效力、重要性等也有不同，因此统一称之为规章也不应然，所以含混称为“规章规范性文件”。从目前的法院实践看，这些规章规范性文件也是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对其性质与效力应当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另一方面，多头联合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尽管是统一行动，互相沟通后对某些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规范，但仍存在部门利益之下的不协调，为法院法律适用埋下隐患。如1998年5月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夺机动车案件的通知》，相较1965年两高和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都是几个部门统一下发文件，都有关于赃款赃物的处理，但不同的部门从部门方便和部门利益角度处罚，为本部门处理赃款赃物方便而忽视其他部门，也容易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关于赃款赃物的法律规定并不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至1998年，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办法、通知、批复等就达19个之多。规定虽多，交叉、重复、矛盾的地方也不少。”“赃款赃物的移送本质上是诉讼行为，应该在诉讼法规中进行规定。而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却只字未提，直至1996年新修订时才在第198条中进行了规定。上述19个规定中，立法、司法部门作出的少，大多数是财政部门作出的，而只有在赃款赃物上交国库时，这种诉讼行为才可以同时看成是财政行为。事实上，司法机关之间移送赃款赃物以及未上交国库的赃款赃物的移送都不应在财政法规中进行规定。除财政部外，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参与了这些规定的制定。”立法主体的复杂化，直接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如1998年1月19日“两高”等6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专门规定了赃款赃物问题，且明确公、检、法部门以前制定的规定与此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由于这6个部门不包括财政部，它制定的有关规定今后能否继续适用就是个未知数。就是在1998年1月19日最新公布的规定中，也存在矛盾。“该规定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审判机关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不得不受理案件，不能退回补充侦查。另一方面则不能完全查清案件事实，却又不能轻易作出相关罪名不成立的判决。”[35]
（四）地方立法的适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足地方具体情况，从本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地方立法职权，因地制宜开展立法工作，制定了大量地方性法规。到目前为止，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制定现行有效法规5079件，省会市以及较大的市共制定现行有效法规2500件，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786件，经济特区共制定现行有效法规237件。[36]自去年以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进展顺利，从全国范围看，截至去年10月底，共集中修改地方性法规1317件、废止地方性法规426件，较好地解决了地方性法规中存在的不一致、不适应、不协调等问题。[37]不过，从法院适用法律的角度而言，地方立法并没有真正进入法院审判的视野。有学者研究了行政诉讼中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发现法院对地方立法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指出目前地方立法在我国的法院判决中绝大多数未得到重视，特别是异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更是无法在本地法院中适用，这就导致了立法制度的不统一和司法在维护立法方面的权威性缺失。[38]
笔者认为，首先，在不同的法律部门领域，地方立法是否获得法院裁判者的严格适用，程度并不一样。依据在于，2009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际上明确了裁判中可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效力级别，即“裁判依据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其第3条规定：“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第4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第5条规定：“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对上述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的需要，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亦即，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之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才可以成为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说明法院对于政府规章需要审查是否合法。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地方性法规或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是“可以”直接引用的。但在行政诉讼领域，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此条规定已经使地方立法没有了可以适用的余地。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1986年5月21日阿坝藏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阿坝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6年7月12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1988年1月5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将《阿坝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8年3月16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2006年1月10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2006年7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本自治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藏族羌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居住有回族、汉族等民族。
自治州的行政辖区为：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
自治州的首府设在马尔康县。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县（市）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州所辖县（市）地方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和自治州规定的职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生态良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依法治州，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辖区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特殊政策，采取灵活措施，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动。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广泛开展科学、文化、法制教育，全面提高各民族公民的素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机关对本辖区的各类保护区、库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工作机构。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名额进行分配。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族、羌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比例，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任由藏族或者羌族公民担任，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可以按各民族结构合理配备。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自治州的州长、副州长。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局长。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州长的个别任免。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辖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和局长组成。
自治州的州长从藏族、羌族公民中选举产生。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可以按各民族结构合理配备。
自治州人民政府每届的任期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原则和自治州的实际，确定和调整自治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州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上级国家机关需要改变其隶属关系时，应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
自治州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遵守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州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十六条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藏、羌、汉三种语言和藏、汉两种文字。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印章、牌匾、重要标记，除茂县和民族乡外，并用藏、汉两种文字。
自治机关应当加强编译机构建设，做好藏、羌、汉三种语言的翻译和藏、汉两种文字的编译工作。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县（市）、乡镇的政权建设。
自治机关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的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机关重视国防教育，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
第三章 自治州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国家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自治州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接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
自治州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法院应当有藏族、羌族公民担任院长、副院长，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藏族、羌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二十条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接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选举或者罢免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藏族、羌族公民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藏族、羌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下，根据本州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面向国内外市场，适时指导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民族经济。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依法对辖区内土地、矿产、江河、湿地、森林、草原、自然风景、自然遗产、地质遗迹、珍稀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划，优先有偿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实行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入股、抵押、担保制度，鼓励各类经济组织、个人来州投资开发资源。
自治州为国家建设输出的资源和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利益补偿，用于生态功能的保护和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机关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行业环境准入制，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监测，对破坏生态、造成污染和其他危害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自治机关坚持和完善优农、扶农、惠农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补偿机制，加大农业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因地制宜地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农业。
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农牧民对土地和草场有偿使用，合理开发，依法流转，长期不变。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坚持林业保护、发展，科学经营，合理利用的方针，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
自治机关禁止乱砍滥伐森林资源，毁林开垦。搞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建设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自治机关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合理有偿开发利用，禁止乱捕乱猎、乱采乱挖。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采取多种形式利用荒山、荒坡、荒滩造林种草，允许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合理流转，可以依法继承、抵押、担保、入股，长期不变。
自治州在国家下达的计划内，自主安排使用非商品材。
自治机关大力推行以气、电为主的新型燃料，减少使用薪材燃料，并在资金和技术上争取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
自治机关在国家统一规划控制下，对永久性征用、占用林地实行占补平衡制，按项目报批。对退耕还林还草、种植生态林（草）的，享受国家的补助政策和扶持。
在自治州辖区内收取的育林基金全额留用。因工程建设、开发项目征占用林地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自治州享受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返还照顾，专项用于林业发展和林业生态环境建设。
自治州应当优先获得国家退耕还林、封山育林、人工生态林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的照顾。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坚持发展生态畜牧业，加强对草原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合理调整结构，积极推行效益型畜牧业生产。
自治机关增强动物防疫检疫功能，保证畜种和畜产品安全。
自治机关鼓励发展畜牧业，以农促牧，以牧补农，走产业化道路。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合理优化配置水资源，防治水害。鼓励州内外各类经济组织、个人依法有偿开发利用水资源，建设经营各类涉水工程。
自治州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额留州，专项用于水资源的涵养和保护。
辖区内的电力企业按照电力总量的一定比例留自治州使用。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对辖区内国土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利用，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规范土地资本营运机制，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自治机关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额留州，专项用于造地补偿和土地保护。
自治州在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征占用土地依法审批。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制定特殊政策，采取灵活措施，加大扶持力度。
自治州的贫困地区在国家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扶持和帮助下，逐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尽快脱贫致富。
自治机关重视和发展农村社会公益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第三十一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辖区内的矿产资源。鼓励州内外各类经济组织、个人有偿开发矿产资源，坚持谁开采，谁治理的原则，实行探矿采矿出让许可制度。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额留州，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补偿和保护。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以市场为导向，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培育特色产业，发展生态型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逐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
自治机关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企业发展格局，健全面向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企业建立技术进步创新机制。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加大投入，加快辖区内的公路建设和改造，提高公路等级和通达能力。
自治机关在国家扶持下，搞好乡村的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
自治机关依法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市场。
自治机关重视邮政通讯信息产业的发展，加速信息网络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自治州依法保护交通、信息、广播电视、电力和测绘等生产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
第三十五条 自治机关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发展具有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环境优美的城镇，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条件，推进城镇化进程。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发展需要和本州的财力、物力可能，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州的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建设项目，在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财力支持时免除或者减少自治州配套资金。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对辖区内所有的旅游资源依法保护，实行统一规划，自主管理，有偿开发经营，永续利用。
自治机关应当发挥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优势，发展旅游产业，积极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文化旅游产品，建设独具特色的旅游精品区。
自治机关对旅游市场实行属地管理。
自治州重视旅游产业的扶持和管理，鼓励各类经济组织、个人兴办旅游服务企业。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坚持对外开放和内外贸一体化战略，搞好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自治机关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个人来州进行技术合作和投资，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在州内投资的各类经济组织、个人应当在州内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依法纳入州内管理，并在州内缴纳税费。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利用国家外贸扶持政策，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优势产品出口创汇。
自治州享受国家外贸出口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市场商品流通体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生产，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自治州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享受国家在投资、金融、税收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优惠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实行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对市场价格活动实行管理、监督和必要的调控，依法制定符合本州实际的价格和收费管理办法。
自治机关对影响辖区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具有决策、制定和审批权。
第五章 自治州的财政、税收、金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四川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本州的财政收入，结合实际作出财政预算安排。
自治州依照国家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国家和省对自治州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和省确定的其他方式的照顾，同时享受省对自治州共享收入全部返还的照顾。
自治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地方财政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可以高于一般地区。
第四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州的各类建设投资、补助等，除专用款项外，由自治州按资金性质统筹安排使用，强化预算管理。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实际，制定和补充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对所辖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本着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原则，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的补助。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内各类经济组织在异地兴办的企业的地方税收收入，按规定比例返还自治州。
第四十七条 在自治州辖区内或者跨辖区实施的重点建设项目，对自治州税收、财政带来经常性减收影响的，开发商或者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偿，并按资源贡献大小分享项目建设期间和建成后的各项税费。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对预算资金安排使用和预算收入征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中央下放给地方管理的税收政策调整、减免权限，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自治机关享有税收政策的调整权，决定的税收减免按程序报批。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设立地方商业银行，鼓励国内和外资金融机构在自治州设立分支机构。
自治机关依法打击逃避金融债务的行为，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自治州内的金融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对辖区内的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势资源开发应当加大信贷支持。
自治州内的金融机构积极开办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者收费权为质押的信贷业务。
自治州内的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增加对农牧业生产项目的信用贷款。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审计机关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审计工作，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六章 自治州的社会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为自治州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坚持科教兴州战略，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教育规划，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确定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普通高中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发展高等教育，重视残疾少年儿童的特殊教育，建立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和教育救助体系。
自治州实行国家办学为主，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或者捐资助学。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重视教育投入，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确保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年增加。
自治州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州教育经费的扶持，扶持经费用于教育基本建设、义务教育助学金和家庭困难学生的补助。
自治机关保证辖区内适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设立以寄宿为主和以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学校。
自治州的中小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汉语、藏语、羌语及外国语教学。
自治州每年经过考试，选送一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入上级国家机关指定的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民族班、预科班学习。
自治州内的考生报考大中专院校，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享受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的照顾。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重视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普及科学知识，开拓科技市场，加快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工作，科技投入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
自治州积极办好各类研究机构，鼓励科技人员领办、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自治机关对科学研究、技术普及和实用技术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继承和弘扬藏、羌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事业。
自治机关大力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自治机关组织收集、整理、编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名胜古迹，开展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搜集、整理、研究、修复和利用，促进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辖区卫生事业，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和农牧区卫生工作，强化卫生执法监督，加大力度防治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高原性疾病，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继承和拓展藏医、羌医等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现代医学。
自治机关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乡卫生网络，逐步建立农村医疗救济保障体系。
自治机关加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确保食品、药品质量，保障人民饮食、用药安全。
第六十条 自治机关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关键词: 10年；司法时代；法律适用；规则；集体性超越
内容提要: 2000～2010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值得回顾的10年。从立法时代进入到司法时代，法院是否依法裁判成为法治期待的一个试金石。对宪法尝试性引用司法解释悄然被废除并不意味着法院裁判文书中完全不出现宪法的身影，最高法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进行的司法解释成为法院适用法律的准确标准，联合发布的解释（规章）并不具有实用性，地方性法规的适用余地也十分有限。10年间，法院经历了从强调程序正义到调解的复兴以及提出能动司法的司法政策，同时伴以对信访问题的过分看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规则，弱化了法律的适用。
当代中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法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维护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严格地依法行事。尽管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有不同的理解，强调中国特色与主张不同国家法治变迁应有基本相同轨迹的说法一直相互交错。但实证表明，中国当代法治的发展路径基本上与西方类似，主要冲突在于今后的发展方向。按照季卫东先生的理解，西方现代法治的形成与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法的形式主义阶段到实质干预主义阶段以及最后的间接控制主义阶段。[1]中国法治已经基本完成了法的形式主义阶段：即从以大规模立法为特征，强化法的形式合理性阶段，进入到以法制干预为特征的法系统集中化和司法权积极化阶段，也即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进入到司法时代。即通过严格的依法行事维护法律的安定性要求。本文对2000～2010年间法院适用法律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从而对法院依法裁判状况作出一个定性化结论，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
一、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迈向司法时代
（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基本成型
中国当代法治实践进程，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1956年前，国内曾出现一个立法高潮，形成了包括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家庭法等法律部门在内的法律体系，共制定法律、法规和法令1500多件。不过经过“文革”10年，这套法律体系几乎被破坏殆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法制”的概念被明确确立，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立法，并进入了一个“立法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的法律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达250多部（项），……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达700多个，各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法规达300多个。”[2]这个数目到上世纪90年代末，又有比较快速的增加，根据李鹏在为《人民日报》“民主和法制”周刊100期所作的《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的新世纪寄语中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制定了38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这主要是因为“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相比，许多重要的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比如民商法律，亟待出台。因此，进一步加快立法进程，仍然是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3]这一时期，在“有比没有好”、“快比慢好”以及“宜粗不宜细”等工作思路下，[4]虽然立法在量上有了很大发展，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立法空白或立法不配套、立法冲突、立法权限不清、法律法规等可操作性差，等等。[5]上述立法问题经由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得到了规整，尽管《立法法》本身也存在缺陷，但其颁行意味着今后所有的立法活动都要维护法治原则，在制度上保证了立法活动的合宪性。从实际数据来看，进人本世纪后，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问题上显然放慢了脚步。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介绍：“截至2009年8月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29件，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7个法律部门；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82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7000余件；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00余件；5个经济特区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规200余件；国务院部门和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共制定规章2万余件。”[6]另外，立法机关也注意到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对法律进行一次全面的整理和修订，于是在200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废止了8件法律，这些法律或规定，基本上属于已经不再适应现实需要或者已经有新的法律予以囊括。2009年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对59件法律的141个条文作出修改。
（二）法治是依法之治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建构并不断完善的大前提之下，法治就更多意味着司法者和行政部门按照规则行事。1999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增加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条款，“法制”被明确转化成“法治”，即依照法律进行国家治理。这种用词的转换说明，之前的“法制”强调的是以法律规则与规范为制度核心，也就是围绕立法进行法律制度化建设；之后的“法治”更多偏向的是通过法律的治理，即包括立法、司法、执法在内的系统化法律治理。在立法、司法、行政“三驾马车”中，当规则和规范已经基本完备之时，[7]行政与司法就成为了核心所在。“中国的法治化需要一个根本、一个前提、一个关键和一个保障。执政是根本，立法是前提，行政是关键，司法是保障。”[8]
作为保障的司法部门[9]的根本性任务是依法裁判。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提出司法公正，推进司法改革。中国的法制进程可以说进入了‘司法时代’，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开始从规则转向了审判。这个转向实际上意味着将法律理解为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因为规则可能是无效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是有效的，同时也必须是公正合理的。”[10]从这个维度分析，司法与行政在依法之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司法通过自由裁量权修正立法规则的无效或不合理，有着合法与合理的逻辑前提；而行政权必须完完全全“照章行事”。由此，法治进入“司法时代”的说法也并不为过。[11]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通过法律解释，赋予抽象的法律规则以明确性、具体性；同时面对社会中出现的新诉求不断拉伸法律规则的弹性，从而弥补法律僵化的缺陷。从时间上来看，最高法院在1999年印发了《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意味着司法时代的序幕的拉开。该纲要明确叙述了司法改革的政治条件、宪法和法律基础以及社会条件。而之前进行的审判方式、审委会、立审分离、法官职业化等改革措施的实践使得“人民法院已经进行的改革为今后改革的深入积累了经验”。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到本世纪初，是司法改革探讨最热烈的时期，学术界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探讨司法改革的方方面面，[12]2001年底，最高法院召开了“公正与效率世纪主题论坛”，确立了中国当代司法的基本价值导向：公正、效率。公正与效率突出了依法司法本身所应当具有的语境和概念，也意味着要对之前的司法体制进行重构。不过，公正也好，效率也罢，都是以法官在不同的案件当中正确适用法律做出裁判后的一种评价状态出现的，因此依法裁判显然是公正与效率达成的关键性过程。
（三）法学知识为司法时代提供了理论支持
学术界对司法改革应当持何种研究范式的争论，尽管表述不多，也没有特别清晰的线路，但具有比较强势地位的是权利本位范式[13]、法条主义范式[14]，这些范式又与“法律文化论”[15]、“法制现代化论”[16]和“法律全球化论”[17]勾连在一起，完成了强调法律对权利的保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客观中立性以及超越主权国家界限的普遍法律秩序的理论建构任务，这些理论成果被强世功先生称为“没有国家的法理学”或“法律人的法理学”[18]，而后者提倡的是“立法者的法理学”，即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学。这与苏力所谓的社科范式[19]有某种的契合度。上述范式和理论，为我们研究司法活动提供了学术的视角，同时也提供了知识的储备。
司法时代以司法者为中心，对司法者的职业化程度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法律职业的职业化包括对专业技能和司法知识的公共性认可，职业的独立组织以及对职业控制的垄断，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仰仗法学知识传统的积累。中国当代法学所提供的不同范式，显然已经构成了这种积累，尽管仍在不同的讨论和争辩中。
二、司法时代法官适用法律的实然性分析
（一）宪法入判决之流变
根据中国现有法律的规定，宪法不能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直接予以适用的法律，也即不能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当然学术界对此一直有争议。不过在2001年，一桩著名的“齐玉苓案”开启了所谓的中国“宪法司法化”道路，[20]并引起了学术界轰轰烈烈的争论，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该案是宪法在我国真正获得实施的新探索，有些学者开始就法院司法审查献言献策。[21]但是在2008年，最高法院专门就该案作出的批复又被悄然废除，理由是“已停止适用”。[22]对于此，周道鸾认为，考虑到我国现行体制，最高院无权对涉及宪法的问题做出解释，所以要停止适用。针对法院能否直接援引宪法条文做出裁判，法学界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不能引用”，另一种意见是“可以引用”。周道鸾认为，这一司法解释被废止后，此类做法“肯定不行”。[23]
笔者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宪法被当作根本大法，也因其纲领性而主要发挥政治宣言功能；同时，最高法院自己在1955年和1986年两次批复[24]中明确或间接否认了法院在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条文，这是符合我国宪政的内在要求的，因为宪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法院若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宪法，势必要对宪法进行解释，这是与宪政体制安排相违背的。[25]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以下三种倾向：第一，不引用宪法条款，这是法院审判的常规态度，依据源自上述司法批复的规定。第二，直接引用宪法条款，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2000)吉民初字第282号判决书中就这样写道：“本院认为：原告虽于1982年出嫁到邻村，但户口至今在尚家梁村委会，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应分得土地，我国《宪法》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故农村划分承包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被告尚家梁村委会收回原告的承包地属侵权行为，……”[26]这种情形虽不多，但也有发生。第三，既引用宪法条款，又引用法律条款。如“龙建康诉中洲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条规定：……；第3条规定：……；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中洲公司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7]
上述司法实践表明，在裁判文书中是否引用宪法条文并不绝对，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认知，其裁判也没有因为引用了宪法条款而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因此，从最高法院的角度出发，对宪法进行解释是越权的，因而非常谨慎；而从地方法院出发，在判决书中引用宪法条文则是一种宪法精神的宣扬，反而更具有了说理效果与效力。恰如“廉希圣建议，法官可按照宪法精神去理解法律，做出判决：‘不然的话，司法机关不处理实际问题，就等于受害人得不到司法救济；而得不到司法救济就等于宪法向公民承诺的权利兑现不了。’”[28]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则常青。
（二）通过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
改革开放30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而“初步”则意味着：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迁，“初步”的法律就有可能不适应，需要修改或者废止；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法律随着实践的成熟而提上立法程序，不成熟的部分则仍待打磨。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第一，虽然法律越来越成体系，但法院一直以来面临的法律不够用或不好用状态仍然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为法院适用法律时出现问题提供了借口。这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法院、法官不断提出的立法建议中得到证明。第二，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势必有新法律的颁布、原有法律的修订。这种变化，使得法院在适用新法或新修订的法律时都首先面临着一个学习与适应的过程。作为一个盛行法条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国家，中国法官对法律的适用注重并强调的是条文的词义、立法者的意图、法律条款的前后联系以及立法的历史背景。这与德国的实证主义法传统类似。“德国是实证主义法律传统。这种传统要求判决尽可能以成文的德国法条文为基础。”当需要对这些法律进行解释时，“这需要通过主要的（德国法）解释和专题论文乃至于学生教科书才能完成，……即德国法院为进一步得到启发正是依靠这类文本。”[29]因此，当新的法律颁布（包括法律新的修订文本颁布），不同级别的法院都要组织法官按照自己的审判领域进行学习，一般会在国家法官学院或地方法官学院学习。培训是短期的，少则1周，多则15天，课程中最受欢迎的是立法机关人员对该部法律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的介绍，这是法官适用法律时探寻法律精神的最权威来源，参与立法过程的官员或学者对法律规则本身的逐条解释，也非常受欢迎。如2007年《物权法》颁布，最高法院参与立法过程的法官就被各地法院邀请讲解该部法律，同时他们参与编写的关于《物权法》理解与适用的书籍和文章也受到各级法院的追捧。可以说，这类新法培训，是法官适用法律的最基本准备工作，也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而这也说明，法官在适用法律过程中，需要法学理论研究的支持和培育。第三，立法的完善过程为最高法院完善司法解释提供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基础。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之初，大量的立法空白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大行其道，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司法解释也存在一个逐步完善合法性、程序性、规范性的过程。10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数量，参见下表。
┌────┬──┬──┬──┬──┬──┬──┬──┬──┬──┬──┐
│年度 │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
├────┼──┼──┼──┼──┼──┼──┼──┼──┼──┼──┤
│司法解释│48 │35 │43 │31 │21 │15 │12 │17 │17 │21 │
└────┴──┴──┴──┴──┴──┴──┴──┴──┴──┴──┘
对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尽管只是重申了《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而已，但却是一个明确的授权性规定，也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权来源的最基础性合法支撑。另外，2007年3月23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是最高法院自己赋予自己以相当大的“立法”自由裁量权，也即准立法权，这也为最高法院在2009年提出“能动司法”[30]埋下了伏笔。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如果说2000年最高法院作出了48件司法解释，是历年来最多的一年，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立法的粗糙以及不完善需要司法解释予以弥补，而在随后的几年间司法解释数量呈下降趋势，说明一方面是由于立法的完善，另一方面是最高法院对于自己“准立法权”的慎重。到了2009年，这个数目突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即2009年最高法院发布了21个司法解释（其中民商事11个，刑事6个，行政3个，执行1个），属于10年中的中等水平。但是，在这21个司法解释之外，最高法院在2009年一年发布了14个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司法文件，分别涉及民事、商事、知识产权、行政、执行领域。[31]这些司法文件，完成的是同司法解释一样的使命，即指导全国法院统一适用法律完成个案的裁判，如2009年6月17日发布的《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共22条，提出了具有非常明确的导向性的指导意见，即对于虽然已经出现破产原因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但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仍具发展前景的企业，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程序的作用，对其进行积极有效的挽救，[32]从而达到了“依法审慎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审结3573件，同比下降4.7％”[33]的效果。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经济衰退、企业破产是正常现象，该指导意见不能不说是起到重大作用。因此，2009年最高法院提出“能动司法”理念，尽管在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34]但与该理念密切联系的是通过发布的较多数量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最高法院以及地方法院凸显了自身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功能自治。
（三）最高法院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文件的适用
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安全部等许多部委都联合下发过一些文件，笔者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2000年至2010年7月，司法部与最高法院以及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与法院适用法律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有922件，公安部与最高法院以及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与法院适用法律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有1286件。这种联合发布的文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需要不同部委联动处理某些具有综合性质的社会问题，这种类型的联合文件，往往注重宣示性和导向性，并没有具体的法院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如2009年5月6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第二，主要明确不同部门在适用相关法律中的责任以及如何分工，同时对一些法律概念进行解释，是法官审理相关案件的依据。如200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了《关于整治非法证券活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第二部分是“明确法律政策界限，依法打击非法证券活动”，该部分明确了“公司及其股东向社会公众擅自转让股票行为的性质认定”、“擅自发行证券的责任追究”、“关于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责任追究”、“非法证券活动性质的认定”、“关于修订后的《证券法》与修订前的《证券法》中针对擅自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规定的衔接”以及“关于非法证券活动受害人的救济途径”。特别提出人民法院对于非法证券活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受理、审理各类涉及非法证券活动的民事、刑事案件，对性质恶劣、社会危害大的案件依法予以严惩。”
第三，针对某项非常具体的问题发布联合通知。如根据2007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办理海上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海警支队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提请批准逮捕或者移送审查起诉的，依法向所在地人民检察院提请或者移送，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海上犯罪案件，同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缓刑、假释的，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对公安边防海警作出的有关行政赔偿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对具体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第四，对法官与其他人员相互行为模式作出规定，如2004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
上述联合发布的文件，一方面，其性质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从法理上分析，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立法解释权，二者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仍可归于司法解释行列中，然而公安部、司法部以及其他国务院部委依法享有的是部门规章制定权，这些立法权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不在一个层次上。《立法法》第72条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只是对国务院各个部委制定联合规章予以授权，并非对它们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的文件进行授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及国务院部委等对其定性也并不明确。如2002年司法部《关于废止2000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司发通[2002]62号2002年8月6日）中，对于其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联合发布的文件称为“规章规范性文件”，即“二、司法部决定废止2000年以前与其他有关部门联合制发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似乎有将之归于规章的含义，但因为这些文件名目各不相同，有“函”、“通报”、“通知”、“答复”、“综合批复”、“联合批复”等等，内容、效力、重要性等也有不同，因此统一称之为规章也不应然，所以含混称为“规章规范性文件”。从目前的法院实践看，这些规章规范性文件也是法院适用的法律渊源，对其性质与效力应当通过立法予以明确。
另一方面，多头联合发布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尽管是统一行动，互相沟通后对某些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规范，但仍存在部门利益之下的不协调，为法院法律适用埋下隐患。如1998年5月8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夺机动车案件的通知》，相较1965年两高和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都是几个部门统一下发文件，都有关于赃款赃物的处理，但不同的部门从部门方便和部门利益角度处罚，为本部门处理赃款赃物方便而忽视其他部门，也容易出现互相矛盾的地方。“关于赃款赃物的法律规定并不少，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65年至1998年，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办法、通知、批复等就达19个之多。规定虽多，交叉、重复、矛盾的地方也不少。”“赃款赃物的移送本质上是诉讼行为，应该在诉讼法规中进行规定。而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却只字未提，直至1996年新修订时才在第198条中进行了规定。上述19个规定中，立法、司法部门作出的少，大多数是财政部门作出的，而只有在赃款赃物上交国库时，这种诉讼行为才可以同时看成是财政行为。事实上，司法机关之间移送赃款赃物以及未上交国库的赃款赃物的移送都不应在财政法规中进行规定。除财政部外，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参与了这些规定的制定。”立法主体的复杂化，直接给司法实践带来困难。如1998年1月19日“两高”等6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专门规定了赃款赃物问题，且明确公、检、法部门以前制定的规定与此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由于这6个部门不包括财政部，它制定的有关规定今后能否继续适用就是个未知数。就是在1998年1月19日最新公布的规定中，也存在矛盾。“该规定一方面讲‘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依法移送’，另一方面又规定‘不得以未移送赃款赃物为由，拒绝受理案件’。如果公诉机关不移送作为证据使用的赃款赃物（事实上赃款赃物肯定是案件证据），审判机关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是不得不受理案件，不能退回补充侦查。另一方面则不能完全查清案件事实，却又不能轻易作出相关罪名不成立的判决。”[35]
（四）地方立法的适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立足地方具体情况，从本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地方立法职权，因地制宜开展立法工作，制定了大量地方性法规。到目前为止，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制定现行有效法规5079件，省会市以及较大的市共制定现行有效法规2500件，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786件，经济特区共制定现行有效法规237件。[36]自去年以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高度重视，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进展顺利，从全国范围看，截至去年10月底，共集中修改地方性法规1317件、废止地方性法规426件，较好地解决了地方性法规中存在的不一致、不适应、不协调等问题。[37]不过，从法院适用法律的角度而言，地方立法并没有真正进入法院审判的视野。有学者研究了行政诉讼中法院对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发现法院对地方立法的态度实质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指出目前地方立法在我国的法院判决中绝大多数未得到重视，特别是异地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更是无法在本地法院中适用，这就导致了立法制度的不统一和司法在维护立法方面的权威性缺失。[38]
笔者认为，首先，在不同的法律部门领域，地方立法是否获得法院裁判者的严格适用，程度并不一样。依据在于，2009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际上明确了裁判中可适用的法律法规的效力级别，即“裁判依据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其第3条规定：“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第4条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者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第5条规定：“行政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解释或者行政规章，可以直接引用。”“对上述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的需要，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亦即，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立之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才可以成为法院审判案件的依据，说明法院对于政府规章需要审查是否合法。在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中，地方性法规或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是“可以”直接引用的。但在行政诉讼领域，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冲突，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2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此条规定已经使地方立法没有了可以适用的余地。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
1986年5月21日阿坝藏族自治州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阿坝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6年7月12日四川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1988年1月5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将《阿坝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修改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自治条例》，1988年3月16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
2006年1月10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2006年7月28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本自治条例。
第二条 自治州是藏族羌族实行区域自治的地方，境内还居住有回族、汉族等民族。
自治州的行政辖区为：马尔康县、金川县、小金县、阿坝县、若尔盖县、红原县、壤塘县、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
自治州的首府设在马尔康县。
第三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县（市）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
自治州所辖县（市）地方国家机关行使国家和自治州规定的职权。
第四条 自治州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树立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把自治州建设成为生态良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富裕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五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依法治州，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辖区的遵守和执行。
第六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实际情况制定特殊政策，采取灵活措施，加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第七条 自治州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动。
第八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广泛开展科学、文化、法制教育，全面提高各民族公民的素质。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良传统，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章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
第九条 自治州的自治机关（以下简称自治机关）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自治州人民政府。自治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自治机关对本辖区的各类保护区、库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第十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工作机构。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按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的名额进行分配。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藏族、羌族和其他民族代表的名额比例，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确定。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选举主任，副主任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主任由藏族或者羌族公民担任，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可以按各民族结构合理配备。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自治州的州长、副州长。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自治州人民政府的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局长。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州长的个别任免。
第十二条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本辖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报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三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是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州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自治州人民政府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政府由州长、副州长、秘书长、委员会主任和局长组成。
自治州的州长从藏族、羌族公民中选举产生。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其他组成人员，可以按各民族结构合理配备。
自治州人民政府每届的任期与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政府实行州长负责制。
第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根据上级国家机关规定的原则和自治州的实际，确定和调整自治州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和编制员额，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隶属于本州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上级国家机关需要改变其隶属关系时，应征得自治机关的同意。
自治州内隶属于上级国家机关的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遵守自治州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接受自治州自治机关的监督。
第十六条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时使用藏、羌、汉三种语言和藏、汉两种文字。
自治州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印章、牌匾、重要标记，除茂县和民族乡外，并用藏、汉两种文字。
自治机关应当加强编译机构建设，做好藏、羌、汉三种语言的翻译和藏、汉两种文字的编译工作。
第十七条 自治机关加强县（市）、乡镇的政权建设。
自治机关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的建设。
第十八条 自治机关重视国防教育，加强民兵预备役建设。
第三章 自治州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十九条 自治州人民法院是自治州的国家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自治州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接受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
自治州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法院应当有藏族、羌族公民担任院长、副院长，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藏族、羌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第二十条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是自治州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对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接受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选举或者罢免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自治州人民检察院应当有藏族、羌族公民担任检察长、副检察长，工作人员中应当配备藏族、羌族和其他民族的人员。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保障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四章 自治州的经济建设
第二十二条 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下，根据本州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自主地安排和管理经济建设事业，面向国内外市场，适时指导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民族经济。
第二十三条 自治机关依法对辖区内土地、矿产、江河、湿地、森林、草原、自然风景、自然遗产、地质遗迹、珍稀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在坚持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按照统一规划，优先有偿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自治机关实行资源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入股、抵押、担保制度，鼓励各类经济组织、个人来州投资开发资源。
自治州为国家建设输出的资源和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做出的贡献，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利益补偿，用于生态功能的保护和建设。
第二十四条 自治机关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行业环境准入制，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
自治机关依法加强环境保护和环境质量监测，对破坏生态、造成污染和其他危害的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自治机关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自治机关坚持和完善优农、扶农、惠农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补偿机制，加大农业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因地制宜地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发展适应市场需求的特色农业。
自治机关依法保障农牧民对土地和草场有偿使用，合理开发，依法流转，长期不变。
第二十六条 自治机关坚持林业保护、发展，科学经营，合理利用的方针，建立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
自治机关禁止乱砍滥伐森林资源，毁林开垦。搞好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建设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自治机关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合理有偿开发利用，禁止乱捕乱猎、乱采乱挖。
自治机关鼓励集体和个人采取多种形式利用荒山、荒坡、荒滩造林种草，允许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合理流转，可以依法继承、抵押、担保、入股，长期不变。
自治州在国家下达的计划内，自主安排使用非商品材。
自治机关大力推行以气、电为主的新型燃料，减少使用薪材燃料，并在资金和技术上争取上级国家机关的扶持。
自治机关在国家统一规划控制下，对永久性征用、占用林地实行占补平衡制，按项目报批。对退耕还林还草、种植生态林（草）的，享受国家的补助政策和扶持。
在自治州辖区内收取的育林基金全额留用。因工程建设、开发项目征占用林地征收的森林植被恢复费，自治州享受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返还照顾，专项用于林业发展和林业生态环境建设。
自治州应当优先获得国家退耕还林、封山育林、人工生态林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的照顾。
第二十七条 自治机关坚持发展生态畜牧业，加强对草原的保护、建设和管理，合理调整结构，积极推行效益型畜牧业生产。
自治机关增强动物防疫检疫功能，保证畜种和畜产品安全。
自治机关鼓励发展畜牧业，以农促牧，以牧补农，走产业化道路。
第二十八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合理优化配置水资源，防治水害。鼓励州内外各类经济组织、个人依法有偿开发利用水资源，建设经营各类涉水工程。
自治州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征收的水资源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额留州，专项用于水资源的涵养和保护。
辖区内的电力企业按照电力总量的一定比例留自治州使用。
第二十九条 自治机关对辖区内国土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利用，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规范土地资本营运机制，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自治机关征收的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额留州，专项用于造地补偿和土地保护。
自治州在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下，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对征占用土地依法审批。
第三十条 自治机关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行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制定特殊政策，采取灵活措施，加大扶持力度。
自治州的贫困地区在国家财政、金融、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扶持和帮助下，逐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尽快脱贫致富。
自治机关重视和发展农村社会公益事业，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第三十一条 自治机关依法保护和管理辖区内的矿产资源。鼓励州内外各类经济组织、个人有偿开发矿产资源，坚持谁开采，谁治理的原则，实行探矿采矿出让许可制度。
自治机关依法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除上缴国家部分外全额留州，专项用于矿产资源的补偿和保护。
第三十二条 自治机关以市场为导向，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培育特色产业，发展生态型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逐步推进工业现代化进程。
自治机关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企业发展格局，健全面向企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企业建立技术进步创新机制。
第三十三条 自治机关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争取上级国家机关加大投入，加快辖区内的公路建设和改造，提高公路等级和通达能力。
自治机关在国家扶持下，搞好乡村的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
自治机关依法监督管理交通运输市场。
自治机关重视邮政通讯信息产业的发展，加速信息网络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
第三十四条 自治机关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自治州依法保护交通、信息、广播电视、电力和测绘等生产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
第三十五条 自治机关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发展具有民族风格、地方特色和环境优美的城镇，逐步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条件，推进城镇化进程。
第三十六条 自治机关根据发展需要和本州的财力、物力可能，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自治州的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建设项目，在享受上级国家机关的财力支持时免除或者减少自治州配套资金。
第三十七条 自治机关对辖区内所有的旅游资源依法保护，实行统一规划，自主管理，有偿开发经营，永续利用。
自治机关应当发挥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优势，发展旅游产业，积极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和文化旅游产品，建设独具特色的旅游精品区。
自治机关对旅游市场实行属地管理。
自治州重视旅游产业的扶持和管理，鼓励各类经济组织、个人兴办旅游服务企业。
第三十八条 自治机关坚持对外开放和内外贸一体化战略，搞好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自治机关鼓励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个人来州进行技术合作和投资，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在州内投资的各类经济组织、个人应当在州内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依法纳入州内管理，并在州内缴纳税费。
第三十九条 自治机关利用国家外贸扶持政策，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优势产品出口创汇。
自治州享受国家外贸出口的优惠政策。
第四十条 自治机关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市场商品流通体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传统手工艺品生产，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自治州的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企业，享受国家在投资、金融、税收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优惠照顾。
第四十一条 自治机关实行宏观调控下主要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对市场价格活动实行管理、监督和必要的调控，依法制定符合本州实际的价格和收费管理办法。
自治机关对影响辖区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具有决策、制定和审批权。
第五章 自治州的财政、税收、金融
第四十二条 自治州的财政是一级地方财政，是四川省财政的组成部分。
自治机关在全国统一的财政体制下，自主地安排使用属于本州的财政收入，结合实际作出财政预算安排。
自治州依照国家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享受国家和省对自治州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和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国家和省确定的其他方式的照顾，同时享受省对自治州共享收入全部返还的照顾。
自治机关在执行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地方财政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结余资金。
自治州的财政预算支出，按照国家规定设机动金，预备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可以高于一般地区。
第四十三条 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州的各类建设投资、补助等，除专用款项外，由自治州按资金性质统筹安排使用，强化预算管理。
第四十四条 自治机关根据国家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州实际，制定和补充各项开支标准、定员、定额，报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五条 自治机关对所辖县（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本着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原则，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方式的补助。
第四十六条 自治州内各类经济组织在异地兴办的企业的地方税收收入，按规定比例返还自治州。
第四十七条 在自治州辖区内或者跨辖区实施的重点建设项目，对自治州税收、财政带来经常性减收影响的，开发商或者上级财政应当给予补偿，并按资源贡献大小分享项目建设期间和建成后的各项税费。
第四十八条 自治机关对预算资金安排使用和预算收入征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中央下放给地方管理的税收政策调整、减免权限，属于自治州财政收入的，自治机关享有税收政策的调整权，决定的税收减免按程序报批。
第五十条 自治机关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法设立地方商业银行，鼓励国内和外资金融机构在自治州设立分支机构。
自治机关依法打击逃避金融债务的行为，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自治州内的金融机构，按照国家规定，根据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对辖区内的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势资源开发应当加大信贷支持。
自治州内的金融机构积极开办以基础设施项目收益权或者收费权为质押的信贷业务。
自治州内的金融机构根据实际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增加对农牧业生产项目的信用贷款。
第五十一条 自治州的审计机关在上级审计机关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辖区内的审计工作，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六章 自治州的社会事业
第五十二条 自治机关根据本州的特点和需要，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为自治州的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五十三条 自治机关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自治机关坚持科教兴州战略，结合本州实际，制定教育规划，决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确定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
自治机关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普通高中教育以及学前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逐步发展高等教育，重视残疾少年儿童的特殊教育，建立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和教育救助体系。
自治州实行国家办学为主，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或者捐资助学。
第五十五条 自治机关重视教育投入，每年教育经费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确保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逐年增加。
自治州享受上级国家机关对自治州教育经费的扶持，扶持经费用于教育基本建设、义务教育助学金和家庭困难学生的补助。
自治机关保证辖区内适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第五十六条 自治机关设立以寄宿为主和以助学金为主的公办民族学校。
自治州的中小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汉语、藏语、羌语及外国语教学。
自治州每年经过考试，选送一批少数民族青少年，进入上级国家机关指定的高等院校的附属中学、民族班、预科班学习。
自治州内的考生报考大中专院校，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有关规定，享受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的照顾。
第五十七条 自治机关重视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普及科学知识，开拓科技市场，加快技术引进和成果转化工作，科技投入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比例。
自治州积极办好各类研究机构，鼓励科技人员领办、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自治机关对科学研究、技术普及和实用技术推广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五十八条 自治州继承和弘扬藏、羌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事业。
自治机关大力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进步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自治机关组织收集、整理、编译和出版民族历史文化书籍，保护名胜古迹，开展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搜集、整理、研究、修复和利用，促进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
第五十九条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辖区卫生事业，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医疗救治、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和农牧区卫生工作，强化卫生执法监督，加大力度防治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高原性疾病，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普及卫生健康知识，不断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
自治机关继承和拓展藏医、羌医等民族传统医药事业，发展现代医学。
自治机关加大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城乡卫生网络，逐步建立农村医疗救济保障体系。
自治机关加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确保食品、药品质量，保障人民饮食、用药安全。
第六十条 自治机关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