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行汇票结算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22 06:06:40 浏览: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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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汇票结算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关于银行汇票结算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分行：
建总发字（89）第37号“关于汇票和联行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下发后，对于保持汇路畅通，维护我行汇票信誉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尽管资金形势仍然严峻，但比一季度稍有缓和。为了更好地发挥银行汇票的作用，决定从6月10日起取消限定签发汇票范围的作法，对银行汇
票的金额限制改为不分系统内外一律为50万元。这仍然是迫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措施，各行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将来与全国银行结算办法保持一致。为此，提出如下要求：
1．各行必须按照4月14日电话会议精神，树立全局观念，充分认识结算业务直接影响到银行声誉，严格执行结算纪律，为客户着想搞好结算工作。要求签发行签发汇票时必须要有资金，并保证汇票资金及时上交，兑付行必须按规定兑付，不能再出现以无资金为由拒付汇票及联行汇
款现象。如再发生无理拒付，退票等情况，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将由退汇行负责。
2．为加强汇票安全和兑付行能及早准备资金，从6月10日起签发20万元以上的银行汇票（不分系统内外），均应在汇票上填明兑付地建行名称，同时签发行应于当天（最迟不超过次日上午）拍发电报通知兑付建行（格式附后），兑付行接到后，应及时准备资金，按规定审查兑付
。
3．为保证汇路畅通，维护我行信誉，各级管辖行应按建总发字（89）第7号文件精神，迅速配备结算专管人员，专司结算工作的组织、管理、宣传、检查、协调等事宜。当前要特别强调专管员应协助行领导搞好银行汇票的内外协调事宜和对结算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与检查，结算专
管员要争取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协助领导搞好结算工作，促进全行其他业务的发展。
以上请迅速布置所属认真执行。
附件：银行汇票核对电报格式
兑付行行号 汇票号码 签发日期
××××× ××××（尾数四位） 年 月 日
汇票金额 签发行行号
×××× ×××××
说明：
1．本电报仅作兑付行核对汇票及通知预先准备资金之用。凡签发20万元以上的汇票，签发行应于签发汇票的当日（最迟不得超过次日上午）发往兑付行；
2．拍发电报时比照电汇的收费标准向汇款人另加收取；
3．兑付行收到后，应通知有关部门准备资金，并将电报登记后专夹保管，作为核对之用；
4．汇票核对电报兑付行自收到电报起一个月，客户仍未来行办理汇票兑付事宜，可将电报注销。凡解付核对完毕及注销的电报，各经办行可在保存一个月后，定期集中销毁。
198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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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债转股的法律思考
西南政法大学
赵细妹
为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扭转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的不利局面,九九年四月份以来,在国务院的部署和领导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相继设立了对应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着手实施以"债转股"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重组方案.
所谓债转股,是指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持股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事务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
也就是说，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的主体，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它不是将企业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也不是将企业债务一笔勾销，而是由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
一、债转股的意义和作用
目前实施的政策性债转股，其内涵和整个模式已经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扩展了。从改革意义来说，债转股的内在含义实际上与十五大所规定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和国有资本实施战略性重组这些改革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为这些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契因和条件。从发展方面看，与解决我们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有密切关系。债转股不意味着国家或有国家背景的金融机构把企业的烂帐认下来，而是淘汰旧的生产能力、调整产权结构、促进技术设备更新，以及在全社会的空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把银行不良资产盘活，把银行不良资产分离出去，转为企业的股权，这样，就可大力提高银行的信用地位，从而搞活银行的资金。通过银行来使企业重组，改变单一的国有资本，增加国有资本的活性。
（二）强化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有企业资金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但银行的债权人地位使得银行无法约束企业的行为。当前，存在一个突出现象是，银行的债权纠纷由于种种原因在法院很难取得胜诉，即使取得胜诉，也无法执行实施。实行债权转股权后，银行取得对企业的监管权，就能增加对债务企业的约束力度，防止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保障银行权益。
（三）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目标。企业“债转股”有如下重点：一、集中解决在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特大型国家重点企业；二、支持近十余年来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企业减轻债务包袱，促使其尽早达产达效，产业升级；三、围绕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两大目标，促使亏损企业中符合条件的企业扭亏和转制。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艰巨，债务问题是其主要梗阻之一。债转股后，企业不用还本付息，负担随之减轻；同时资产负债表也趋于健康，便于企业获得新的融资。而且，债转股触及企业的产权制度，推动企业尽早建立新的经营机制
（四）社会震动小，容易得到各方支持。债转股兼顾了财政、银行、企业三方面的利益。国家银行债权变股权，没有简单勾销债务，而是改变了偿债方式，从借贷关系改变成不需还本的投资合作，既没有增加财政支出，又减轻了企业还债负担，银行也获得了管理权。这是一种现实代价最小的债务重组方案，社会震动小，所以，可以在较大规模上运用，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收到解脱国家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症结的成效。
二、债转股在我国的实践操作及有关规章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债转股仅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权转股权。为此，国家有关部委发布了一整套规章对之加以规范。例如，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于1999年7月30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1月23日发布的《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及国家经贸委于2000年11月6日发布的《关于债转股企业规范操作和强化管理的通知》等。这些规章明确地将实施债转股视作党中央、国务院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国债转股是政策性的债转股，这种政策性的债转股与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相比有着更强的政策性因素，但其存在亦有着与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相同的法理基础。并且，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现象在实践中已屡见不鲜，并在企业重组的过程中得到有权部门的认可。
但是，债转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体制、机制、观念甚至法律发生矛盾，其产生在实际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债务重组，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债转股与现有立法的矛盾
考察世界各国（地区）相关立法，日本、德国、韩国等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在是否允许以债作股问题上，都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当今世界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在债转股问题的政策取向上有从宽之趋势，但由于债转股容易滋生诸多流弊，所以采取审慎态度的主张仍不绝于耳。对于债权转股权的法律效力问题,即符合那些程序和实体要件才能使债权转股权这种行为变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也是存在诸多争议.
在我国，债转股作为一项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合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便会发现，其合法性有值得探讨之处，现分述如下。
（一）“债转股”的公司法检讨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债权不能用于出资
我国公司法第24条第1款、第80条第1款明确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这是对股东（发起人）出资的种类的明确列举，且并未使用“等”这一具有包容性的语词，因而应当对上述条款作严格解释，即除此以外不得以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包括债权）出资。因此,从《公司法》是一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角度讲,国家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出资这种方式作为股东,其权利并不受法律保护.
从法律规定层面上讲，债权不能直接转化为股权，因为投资形成的股权和合同形成的债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事法律权利。债权人是合同之债的权利人，不是企业股份的持有人。在《公司法》中没有允许债权作为出资。债权既不能直接作为货币出资，也不能代替实物及其他形式出资。
但是，从债转股的制度本身来看，它实际上正是运用了债权和股权的根本区别。债权是一种契约性的权利，而股权是一种非契约性的权利，贷款本息作为债务，不仅债权人具有强制性的索偿权利，而且企业要将这些债务作为负债或财务费用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列示，它的增加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并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经营。股本作为企业的资本金，股权人没有强制性的索偿权利，只在企业盈利时有分红的权利，而且股本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中列示，它的增加不但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而且增强了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债转股正是利用了这种区别，将债权转成股权，减少企业贷款的本息支出，增加企业的资本金，最终达到使企业扭亏的目的。
2、有违公司法关于公司内部治理权的规定
公司法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有关公司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原则上应该是强制性的”，就是说，“拥有股权即拥有相应的公司治理权，大股权大治理，小股权小治理”，这是公司法的一般理念。
据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股权后，即成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持股或控股，并且可以通过选择管理者，派代表参加董事会、监事会等方式参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亦可作为股东在股东会上直接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策划公司的经营战略，凡此种种均是其所拥有的股权的当然含义。然而，根据国家关于“债转股”工作的《意见》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代表人（董事、监事）仅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这无疑是对股东权的扭曲，也是对公司内部治理权的异化构造。
（二）“债转股”的担保法检讨
我国担保法规定，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法设定担保。制定担保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因此，担保方式的设计（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从根本上说是专门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提供的法律保护措施。
然而，在债转股后，金融资金管理公司与原商业银行借款人的法律关系就从债权债务关系改变为出资人与公司的关系。这样，原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与债权人的法律关系自行消灭，其担保法律义务也不复存在；而且，股权的性质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它既有投资得益，也面临着丧失全部投资额的风险，因此，担保法规定的任何担保方式都不适合为这种风险投资行为提供保护。
最高额抵押也是商业银行担保其债权实现常用的担保方式。担保法第197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合同法规定，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人不能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将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债权转让或者转变为股权的，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就此而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遭受的债权落空的危险较大。根据该《意见》所严格限制的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条件，绩优企业是不会被纳入债转股范畴的，优良的信贷资产通常也是不会纳入债转股范畴的，最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被推入只能继受不良债权而且这种不良债权还风险过大容易落空，更不用说实现政策设计目的的窘境，可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其设立时起就已被强制性（或无可选择）地运作。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未能成功而向抵押人主张实现抵押权时，抵押人若以违反担保法第197条为由抗辩，拒绝履行担保责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可能面临债权落空的危险，从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尽管政府一再声明债转股不是“优惠政策”，亏损企业仍然把这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最后的晚餐”，千方百计地希望挤上这一“班车”，享受优惠政策。尤应重视的是，债转股运用的不好，可能会形成新的赖帐机制，亏损企业可能利用立法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逃债、避债，进而产生信用状况的负面影响，酝酿成道德风险。
四、“债转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
鉴于此并综合国际银行不良债权重组的经验，在债转股过程中应该首先立法，从法律角度赋予债转股的合法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债转股的合法地位。但如果没有通过立法，则表示行政手段被赋予了法律的含义，不仅对现有法律体系构成冲击而且在债转股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缺乏统一的实施细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黑箱操作。债转股对我国现行多部法律形成挑战，《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的有关问题必须得到修改，修改这些法律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目前许多企业甚至有关政府部门，对债转股的理解有较大的偏差，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操作面临很多困难，债权转股权以后的后续工作也非常艰巨，这就需要国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正确进行政府定位
政府应当在债转股中正确定位，政府不宜直接介入具体业务中，要坚决杜绝地方政府干预或包庇企业，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推动银行、企业的经营机制的改革，建立起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政府的内在协调与约束机制，避免因相互推卸责任而产生不必要的道德风险。中央政府重点可以对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政策把关，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和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置换、转移等措施上下功夫，减少申报环节，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评审接收，保证金融的平衡运行。地方政府可以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减少办事程序、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上下功夫，为“债转股”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充分保障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股权的主体地位
防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职能虚化。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立运作中，一定要落实其独立的评审权，使其享受独立特权，而不应只是做计划推荐名单内债转股的专门机关.可以说,能够列入计划推荐名单的债转股企业极少.因此,对资产管理公司拥有债权的大部分有问题企业来讲，只能由资产管理公司自己决定是否进行债转股，以及是否采取追偿、破产、拍卖、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其他处置措施，要开辟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进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筛选范围的通道，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股东职责的方式
若按《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职责，所引起的实践操作与立法规定相悖的问题应该怎样调整；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转股”企业的一个阶段性持股股东，其行为上必然有追求短期效益的痕迹，这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周期较长的企业而言存在着行为短期化倾向，造成股权投资长期性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行为短期性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进而使债转股企业真正摆脱困境，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立法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第四，明确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退出
股权退出工作进行得如何是评定债转股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从目前已操作的实例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通道并不是很清晰、稳妥，缺乏对风险的超前防范，特别是巨额债转股项目。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银行帐面价收购银行不良贷款，这是人为的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认实际已打折的银行不良贷款帐面价值的有效性，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对收购的银行不良资产运作上，采取了企业回购、法人股上市流通等办法，这只能说是一种理想，有回购能力的企业根本就不愿债转股，而无力回购的企业很难保证回购承诺的有效性，若上市流通，其它法人股流通怎样处理；出售（产）股权，非国有经济就一定如我们所愿那样来收购。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际对接，加快发展，增加股东投资回报才是真正手段。否则债转股只能算是一剂“止痛针”而非解除疾病的良药。
结语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结合国有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完全可以说，“债转股”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专有政策，国家经贸委官员也多次表示,债权转股权将成为改革中国国企和银行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并称此项政策可解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负担”。
毫无疑问，债转股这一政策性措施对于盘活银行不良资产、强化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实现国有企业的脱困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化解我国银行风险，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现阶段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其本质属性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必须看到的是，债转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体制、机制、观念甚至法律发生矛盾，不可避免的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困难，这就需要明确规范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他社会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并理顺各种关系，从法律角度赋予债转股的合法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债转股的合法地位，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债转股这一新生事物各个方面进行约束、完善立法。
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刑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增设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正确适用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刑法修正案（八）同步施行。近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死缓限制减刑案件二审与复核裁判文书的尾部或主文存在难以表述的问题，即：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复核裁判文书主文或者二审裁判文书尾部关于文书效力的语句中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如要写明，应当如何表述？现结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就这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裁判文书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
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是否应在裁判文书尾部或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目前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写明，否则中、高两级法院裁判文书表述不同，今后在给被告人减刑时将面临是否限制减刑的困惑，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写明，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而不是核准死缓限制减刑案件，“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同时，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所判“限制减刑”的效力与执行。
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其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有实质性差异，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加以体现。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在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25年，加上2年的缓期执行期间，实际执行期不少于27年。而对于判处死缓未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根据201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17年（含2年缓期执行期间）。这表明，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二者的实际执行期相差10年，显有实质性重大差别。因此，尽管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是死刑缓期执行的一种情形，但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实体价值，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准刑种”，应当作为特殊的判决结果对待。这种特殊性自然也应当在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的主文中得到体现。
第二，“限制减刑”属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判决时应载明的内容。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是刑法修正案（八）设立的全新刑罚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作出规定。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主要理由也是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死缓的核准制度，“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这种意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死缓判决时载明“限制减刑”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主要理由是，虽然死缓限制减刑作为判决结果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不写明“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就属于不限制减刑的常规死缓判决，但限制减刑的死缓仍然是死缓，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时载明“限制减刑”，表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仍然是死缓，只不过是“限制减刑”的死缓而已，故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同时，根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或者复核程序中对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所进行的是实质性审查，认为原判限制减刑不当的，应当予以撤销。同理，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限制减刑适当的，也应当体现对原判的肯定，在二审或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原判作出的是“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而不是常规的死缓判决。
第三，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会产生较多负面影响。首先，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能体现死缓限制减刑作为独立或者特殊判决结果的性质，客观上将形成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的冲突。一旦将这种二审或者复核裁判结果送监狱执行刑罚，监狱将无所适从。据了解，实践中已经出现这种案例，造成工作被动。因此，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认为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执行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根据立法精神，死缓限制减刑是作为死刑替代刑罚创设的，主要适用于论罪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单纯判处死缓又不足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害人亲属本要求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了解死缓限制减刑比常规死缓更为严厉后才接受法院作出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在此情况下，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裁判文书的释法功能就未得到充分发挥，易引起被害人亲属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误解，造成在审判之外增加原本不必要的释法明理的工作负担。
二、裁判文书如何表述“限制减刑”
在明确了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问题后，需要进一步探讨文字上如何具体表述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公布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以下简称《样式》）和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拟维持原判的，裁判文书在尾部“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续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那么，对于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案件，在该句话中如何表述“限制减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写在该句话中的附加刑之后，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宜写在该句话中的“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上述两种意见均有各自的合理性，相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更为妥当，即“限制减刑”宜写在上述句子中的附加刑之后。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可以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主文的表述逻辑保持一致。根据《规定》第7条，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所作的限制减刑决定，应当在判决书主文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据此，判决书中应在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项后紧跟一项，表述为“对被告人×××限制减刑”。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二审维持原判的，将“限制减刑”写在有关裁判文书效力语句中的附加刑之后，在表述逻辑上能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保持一致。如果写在“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则明显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逻辑不同。
第二，可以体现“限制减刑”决定对主刑和附加刑的制约。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直接效果是延长了死缓刑的实际执行期，增加了其严厉性。由于对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必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仍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故服刑期的延长也会导致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延长。同时，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随着有期徒刑的减刑而酌减。由于限制减刑后有期徒刑的减刑更为严格，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减少也会相应严格。因此，限制减刑对附加刑也有一定制约效果。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中将“限制减刑”写在附加刑之后，逻辑上可以较好体现这种制约效果。
以上是以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案件适用二审程序进行分析的。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适用的是复核程序。根据《样式》及上述分析，裁定书主文可表述为：“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如果对被告人需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则“限制减刑”宜写在附加财产刑之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西南政法大学
赵细妹
为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扭转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的不利局面,九九年四月份以来,在国务院的部署和领导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相继设立了对应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着手实施以"债转股"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重组方案.
所谓债转股,是指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持股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事务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
也就是说，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的主体，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它不是将企业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也不是将企业债务一笔勾销，而是由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
一、债转股的意义和作用
目前实施的政策性债转股，其内涵和整个模式已经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扩展了。从改革意义来说，债转股的内在含义实际上与十五大所规定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和国有资本实施战略性重组这些改革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为这些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契因和条件。从发展方面看，与解决我们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有密切关系。债转股不意味着国家或有国家背景的金融机构把企业的烂帐认下来，而是淘汰旧的生产能力、调整产权结构、促进技术设备更新，以及在全社会的空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把银行不良资产盘活，把银行不良资产分离出去，转为企业的股权，这样，就可大力提高银行的信用地位，从而搞活银行的资金。通过银行来使企业重组，改变单一的国有资本，增加国有资本的活性。
（二）强化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有企业资金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但银行的债权人地位使得银行无法约束企业的行为。当前，存在一个突出现象是，银行的债权纠纷由于种种原因在法院很难取得胜诉，即使取得胜诉，也无法执行实施。实行债权转股权后，银行取得对企业的监管权，就能增加对债务企业的约束力度，防止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保障银行权益。
（三）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目标。企业“债转股”有如下重点：一、集中解决在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特大型国家重点企业；二、支持近十余年来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企业减轻债务包袱，促使其尽早达产达效，产业升级；三、围绕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两大目标，促使亏损企业中符合条件的企业扭亏和转制。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艰巨，债务问题是其主要梗阻之一。债转股后，企业不用还本付息，负担随之减轻；同时资产负债表也趋于健康，便于企业获得新的融资。而且，债转股触及企业的产权制度，推动企业尽早建立新的经营机制
（四）社会震动小，容易得到各方支持。债转股兼顾了财政、银行、企业三方面的利益。国家银行债权变股权，没有简单勾销债务，而是改变了偿债方式，从借贷关系改变成不需还本的投资合作，既没有增加财政支出，又减轻了企业还债负担，银行也获得了管理权。这是一种现实代价最小的债务重组方案，社会震动小，所以，可以在较大规模上运用，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收到解脱国家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症结的成效。
二、债转股在我国的实践操作及有关规章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债转股仅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权转股权。为此，国家有关部委发布了一整套规章对之加以规范。例如，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于1999年7月30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1月23日发布的《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及国家经贸委于2000年11月6日发布的《关于债转股企业规范操作和强化管理的通知》等。这些规章明确地将实施债转股视作党中央、国务院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国债转股是政策性的债转股，这种政策性的债转股与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相比有着更强的政策性因素，但其存在亦有着与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相同的法理基础。并且，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现象在实践中已屡见不鲜，并在企业重组的过程中得到有权部门的认可。
但是，债转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体制、机制、观念甚至法律发生矛盾，其产生在实际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债务重组，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债转股与现有立法的矛盾
考察世界各国（地区）相关立法，日本、德国、韩国等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在是否允许以债作股问题上，都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当今世界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在债转股问题的政策取向上有从宽之趋势，但由于债转股容易滋生诸多流弊，所以采取审慎态度的主张仍不绝于耳。对于债权转股权的法律效力问题,即符合那些程序和实体要件才能使债权转股权这种行为变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也是存在诸多争议.
在我国，债转股作为一项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合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便会发现，其合法性有值得探讨之处，现分述如下。
（一）“债转股”的公司法检讨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债权不能用于出资
我国公司法第24条第1款、第80条第1款明确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这是对股东（发起人）出资的种类的明确列举，且并未使用“等”这一具有包容性的语词，因而应当对上述条款作严格解释，即除此以外不得以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包括债权）出资。因此,从《公司法》是一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角度讲,国家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出资这种方式作为股东,其权利并不受法律保护.
从法律规定层面上讲，债权不能直接转化为股权，因为投资形成的股权和合同形成的债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事法律权利。债权人是合同之债的权利人，不是企业股份的持有人。在《公司法》中没有允许债权作为出资。债权既不能直接作为货币出资，也不能代替实物及其他形式出资。
但是，从债转股的制度本身来看，它实际上正是运用了债权和股权的根本区别。债权是一种契约性的权利，而股权是一种非契约性的权利，贷款本息作为债务，不仅债权人具有强制性的索偿权利，而且企业要将这些债务作为负债或财务费用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列示，它的增加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并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经营。股本作为企业的资本金，股权人没有强制性的索偿权利，只在企业盈利时有分红的权利，而且股本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中列示，它的增加不但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而且增强了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债转股正是利用了这种区别，将债权转成股权，减少企业贷款的本息支出，增加企业的资本金，最终达到使企业扭亏的目的。
2、有违公司法关于公司内部治理权的规定
公司法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有关公司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原则上应该是强制性的”，就是说，“拥有股权即拥有相应的公司治理权，大股权大治理，小股权小治理”，这是公司法的一般理念。
据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股权后，即成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持股或控股，并且可以通过选择管理者，派代表参加董事会、监事会等方式参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亦可作为股东在股东会上直接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策划公司的经营战略，凡此种种均是其所拥有的股权的当然含义。然而，根据国家关于“债转股”工作的《意见》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代表人（董事、监事）仅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这无疑是对股东权的扭曲，也是对公司内部治理权的异化构造。
（二）“债转股”的担保法检讨
我国担保法规定，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法设定担保。制定担保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因此，担保方式的设计（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从根本上说是专门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提供的法律保护措施。
然而，在债转股后，金融资金管理公司与原商业银行借款人的法律关系就从债权债务关系改变为出资人与公司的关系。这样，原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与债权人的法律关系自行消灭，其担保法律义务也不复存在；而且，股权的性质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它既有投资得益，也面临着丧失全部投资额的风险，因此，担保法规定的任何担保方式都不适合为这种风险投资行为提供保护。
最高额抵押也是商业银行担保其债权实现常用的担保方式。担保法第197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合同法规定，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人不能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将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债权转让或者转变为股权的，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就此而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遭受的债权落空的危险较大。根据该《意见》所严格限制的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条件，绩优企业是不会被纳入债转股范畴的，优良的信贷资产通常也是不会纳入债转股范畴的，最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被推入只能继受不良债权而且这种不良债权还风险过大容易落空，更不用说实现政策设计目的的窘境，可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其设立时起就已被强制性（或无可选择）地运作。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未能成功而向抵押人主张实现抵押权时，抵押人若以违反担保法第197条为由抗辩，拒绝履行担保责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可能面临债权落空的危险，从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尽管政府一再声明债转股不是“优惠政策”，亏损企业仍然把这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最后的晚餐”，千方百计地希望挤上这一“班车”，享受优惠政策。尤应重视的是，债转股运用的不好，可能会形成新的赖帐机制，亏损企业可能利用立法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逃债、避债，进而产生信用状况的负面影响，酝酿成道德风险。
四、“债转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
鉴于此并综合国际银行不良债权重组的经验，在债转股过程中应该首先立法，从法律角度赋予债转股的合法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债转股的合法地位。但如果没有通过立法，则表示行政手段被赋予了法律的含义，不仅对现有法律体系构成冲击而且在债转股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缺乏统一的实施细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黑箱操作。债转股对我国现行多部法律形成挑战，《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的有关问题必须得到修改，修改这些法律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目前许多企业甚至有关政府部门，对债转股的理解有较大的偏差，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操作面临很多困难，债权转股权以后的后续工作也非常艰巨，这就需要国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正确进行政府定位
政府应当在债转股中正确定位，政府不宜直接介入具体业务中，要坚决杜绝地方政府干预或包庇企业，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推动银行、企业的经营机制的改革，建立起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政府的内在协调与约束机制，避免因相互推卸责任而产生不必要的道德风险。中央政府重点可以对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政策把关，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和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置换、转移等措施上下功夫，减少申报环节，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评审接收，保证金融的平衡运行。地方政府可以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减少办事程序、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上下功夫，为“债转股”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充分保障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股权的主体地位
防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职能虚化。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立运作中，一定要落实其独立的评审权，使其享受独立特权，而不应只是做计划推荐名单内债转股的专门机关.可以说,能够列入计划推荐名单的债转股企业极少.因此,对资产管理公司拥有债权的大部分有问题企业来讲，只能由资产管理公司自己决定是否进行债转股，以及是否采取追偿、破产、拍卖、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其他处置措施，要开辟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进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筛选范围的通道，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股东职责的方式
若按《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职责，所引起的实践操作与立法规定相悖的问题应该怎样调整；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转股”企业的一个阶段性持股股东，其行为上必然有追求短期效益的痕迹，这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周期较长的企业而言存在着行为短期化倾向，造成股权投资长期性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行为短期性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进而使债转股企业真正摆脱困境，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立法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第四，明确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退出
股权退出工作进行得如何是评定债转股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从目前已操作的实例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通道并不是很清晰、稳妥，缺乏对风险的超前防范，特别是巨额债转股项目。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银行帐面价收购银行不良贷款，这是人为的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认实际已打折的银行不良贷款帐面价值的有效性，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对收购的银行不良资产运作上，采取了企业回购、法人股上市流通等办法，这只能说是一种理想，有回购能力的企业根本就不愿债转股，而无力回购的企业很难保证回购承诺的有效性，若上市流通，其它法人股流通怎样处理；出售（产）股权，非国有经济就一定如我们所愿那样来收购。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际对接，加快发展，增加股东投资回报才是真正手段。否则债转股只能算是一剂“止痛针”而非解除疾病的良药。
结语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结合国有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完全可以说，“债转股”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专有政策，国家经贸委官员也多次表示,债权转股权将成为改革中国国企和银行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并称此项政策可解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负担”。
毫无疑问，债转股这一政策性措施对于盘活银行不良资产、强化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实现国有企业的脱困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化解我国银行风险，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现阶段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其本质属性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必须看到的是，债转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体制、机制、观念甚至法律发生矛盾，不可避免的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困难，这就需要明确规范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他社会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并理顺各种关系，从法律角度赋予债转股的合法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债转股的合法地位，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债转股这一新生事物各个方面进行约束、完善立法。
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刑罚结构作出重大调整，增设了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制度。为正确适用该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刑法修正案（八）同步施行。近来，一些高级人民法院反映，死缓限制减刑案件二审与复核裁判文书的尾部或主文存在难以表述的问题，即：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复核裁判文书主文或者二审裁判文书尾部关于文书效力的语句中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如要写明，应当如何表述？现结合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就这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裁判文书是否应写明“限制减刑”
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维持原判或复核后核准死缓的，是否应在裁判文书尾部或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目前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写明，否则中、高两级法院裁判文书表述不同，今后在给被告人减刑时将面临是否限制减刑的困惑，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应写明，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执行案件，而不是核准死缓限制减刑案件，“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同时，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所判“限制减刑”的效力与执行。
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其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写明“限制减刑”。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有实质性差异，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加以体现。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在缓期执行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25年，加上2年的缓期执行期间，实际执行期不少于27年。而对于判处死缓未限制减刑的犯罪分子，根据201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实际执行期不能少于17年（含2年缓期执行期间）。这表明，判处死缓是否同时决定限制减刑，二者的实际执行期相差10年，显有实质性重大差别。因此，尽管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是死刑缓期执行的一种情形，但实际上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实体价值，甚至可以视为一个“准刑种”，应当作为特殊的判决结果对待。这种特殊性自然也应当在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的主文中得到体现。
第二，“限制减刑”属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判决时应载明的内容。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是刑法修正案（八）设立的全新刑罚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均没有作出规定。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主要理由也是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对死缓的核准制度，“限制减刑”不是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内容。这种意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高级人民法院核准中级人民法院死缓判决时载明“限制减刑”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主要理由是，虽然死缓限制减刑作为判决结果具有特殊性和独立性，不写明“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就属于不限制减刑的常规死缓判决，但限制减刑的死缓仍然是死缓，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缓时载明“限制减刑”，表明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仍然是死缓，只不过是“限制减刑”的死缓而已，故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死缓核准制度。同时，根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或者复核程序中对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所进行的是实质性审查，认为原判限制减刑不当的，应当予以撤销。同理，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限制减刑适当的，也应当体现对原判的肯定，在二审或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原判作出的是“限制减刑”的死缓判决而不是常规的死缓判决。
第三，高级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会产生较多负面影响。首先，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尾部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主文中不写明“限制减刑”，不能体现死缓限制减刑作为独立或者特殊判决结果的性质，客观上将形成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结果的冲突。一旦将这种二审或者复核裁判结果送监狱执行刑罚，监狱将无所适从。据了解，实践中已经出现这种案例，造成工作被动。因此，前述反对在高级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意见认为不影响中级人民法院“限制减刑”判决执行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其次，根据立法精神，死缓限制减刑是作为死刑替代刑罚创设的，主要适用于论罪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单纯判处死缓又不足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案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被害人亲属本要求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了解死缓限制减刑比常规死缓更为严厉后才接受法院作出死缓限制减刑的判决。在此情况下，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不写明“限制减刑”，裁判文书的释法功能就未得到充分发挥，易引起被害人亲属对法院裁判结果的误解，造成在审判之外增加原本不必要的释法明理的工作负担。
二、裁判文书如何表述“限制减刑”
在明确了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二审或者复核裁判文书中写明“限制减刑”的问题后，需要进一步探讨文字上如何具体表述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公布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以下简称《样式》）和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被告人上诉或者检察机关提出抗诉，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拟维持原判的，裁判文书在尾部“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之后续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那么，对于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的案件，在该句话中如何表述“限制减刑”？对此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可以写在该句话中的附加刑之后，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宜写在该句话中的“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表述为“根据……本裁定即为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限制减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上述两种意见均有各自的合理性，相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更为妥当，即“限制减刑”宜写在上述句子中的附加刑之后。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可以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主文的表述逻辑保持一致。根据《规定》第7条，人民法院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被告人所作的限制减刑决定，应当在判决书主文部分单独作为一项予以宣告。据此，判决书中应在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项后紧跟一项，表述为“对被告人×××限制减刑”。高级人民法院对于二审维持原判的，将“限制减刑”写在有关裁判文书效力语句中的附加刑之后，在表述逻辑上能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保持一致。如果写在“缓期二年执行”之后附加刑之前，则明显与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主文表述逻辑不同。
第二，可以体现“限制减刑”决定对主刑和附加刑的制约。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看，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直接效果是延长了死缓刑的实际执行期，增加了其严厉性。由于对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必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减为有期徒刑后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仍适用于主刑执行期间，故服刑期的延长也会导致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延长。同时，死缓犯减为有期徒刑后，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改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该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可以随着有期徒刑的减刑而酌减。由于限制减刑后有期徒刑的减刑更为严格，故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减少也会相应严格。因此，限制减刑对附加刑也有一定制约效果。高级人民法院在二审裁判文书中将“限制减刑”写在附加刑之后，逻辑上可以较好体现这种制约效果。
以上是以高级人民法院对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案件适用二审程序进行分析的。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被告人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适用的是复核程序。根据《样式》及上述分析，裁定书主文可表述为：“核准×××中级人民法院（×××）×刑初字第××号以××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如果对被告人需要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则“限制减刑”宜写在附加财产刑之后。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