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规则》的通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规则》的通知
国中医药发〔2008〕5号
局机关各部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规则》已经2008年4月17日局长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规则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局长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进一步加强机关制度建设，提高机关工作的规范化程度，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根据《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与主管部委关系问题的通知》及有关规定，结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医药卫生工作的总体部署，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实现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
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的准则是，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廉政建设。
第二章 工作人员职责
四、局机关工作人员要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局工作制度和岗位职责行使职权，执政为民，忠于职守，求真务实，勤勉廉洁。
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全面工作。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
六、局长召集和主持局长会议和局务会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局长会议或局务会议讨论决定。
七、副局长按照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局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并可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进行外事活动。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局长汇报。
八、局长出访、出差、休假、学习期间，委托一名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副局长出访、出差、休假、学习期间，其分管的工作由局长指定其他副局长代管，由办公室通知局机关各部门。
九、局机关各部门实行主任、司长负责制，由其领导本部门工作。办公室主任、司长负责本部门的全面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协助办公室主任、司长工作，按照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办公室主任、司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
办公室主任、司长出访、出差、休假、学习期间，委托一名办公室副主任、副司长主持日常工作。
十、局机关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顾全大局，精诚团结，维护政令统一，切实贯彻落实局的各项工作部署。
第三章 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政府职能总的要求，全面加强中医药管理，推进中医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十二、依据国家卫生、药品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定中医、中医中药结合、中西医结合以及民族医疗医药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组织起草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执行。
十三、根据各类卫生技术准则和中医药自身特点，拟定中医医疗、保健、中药、护理等有关人员的技术职务评定标准和医疗、保健、护理等人员执业资格标准并监督实施；参加制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执业中药师资格标准。
十四、规划、指导和协调中医医疗、科研、教学机构的结构布局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拟定各类中医医疗、保健等机构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并监督执行。
十五、对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护理及临床用药等进行监督和业务指导；依据有关规定在中医行业推行医药人员执业资格制度。
十六、研究和指导中西医结合工作，拟定有关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监督和协调管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研究机构。
十七、研究和指导藏医、蒙医、维医等各民族医疗医药工作；组织各民族医疗医药的理论、医术、药物的发掘、整理、总结和提高；拟定和逐步完善相关的制度规范和技术标准；监督和协调管理各民族医疗、医药机构。
十八、拟定和组织实施中医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规划，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国家重大中医药科研项目，组织重大中医药科技成果的奖励、推广和保密工作。
十九、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组织拟定和实施中医药教育发展规划，加强中医药人才培养，注重中医药师承教育；对中医药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业务指导并在教育及实践中提高人才素质和专业水平。
二十、组织拟定中医药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倡导并监督医德医风建设，加强敬业爱岗宣传，提高中医行业人员思想道德素质和医疗保健服务质量。
二十一、指导与协调中医药对外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技术合作，推进中医药科学的国际传播。
二十二、按规定权限负责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有关办公事务、人事管理和党群工作；联系相关中医药社会团体。
二十三、承办国务院及卫生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四章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二十四、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健全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部门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二十五、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年度中医药工作会议报告和中医药工作要点、会议计划、工作总结、重要内外事活动和项目安排、经费预算和分配方案，以及重大中医药工作政策、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送审稿等重大决策和事项，由局长会议讨论和决定。
二十六、在作出重大决策、制定重要政策、起草法律法规草案之前，必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机构等进行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论证；涉及相关部委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当事先征求意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通过多种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二十七、局机关各部门的重要事项须经集体讨论决定，涉及相关部门的应主动事先征求意见或沟通，并向分管局领导请示、报告。
二十八、局机关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局的重大决策和有关决定，及时掌握和反馈执行情况。办公室负责督促检查，并及时向局领导报告。
第五章 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严格按照依法行政、程序公开、行为规范、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健全规章制度，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三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医药改革发展的需要，适时通过卫生部向国务院提出立法建议，制订部门规章草案，及时提出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规章规范的建议，确保法律、行政法规、规章送审稿的质量。
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实施后，要进行后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修订完善的建议。
三十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涉及其他部委职权范围的事项，应与有关部委充分协商，必要时经卫生部报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或与有关部委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以及重要涉外、涉港澳台事项，应当事先与有关部委沟通。
三十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受权起草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列入立法计划的部门规章草案，由政策法规与监督司组织起草，并提出报请局长会议审议的建议。
三十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规范行政审批。政策法规与监督司负责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事宜。
三十四、严格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六章 推进政务公开
三十五、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机关工作透明度。
三十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会议和局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文件，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三十七、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群众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国务院、卫生部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形式，依法、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
三十八、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局新闻办公室主任为局新闻发言人。重要新闻发布可申请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名义召开新闻发布会。需要时和卫生部联合发布。
第七章 健全监督制度
三十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认真做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工作。
四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必要时报告卫生部。
四十一、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范性文件，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四十二、虚心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监督。对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重大问题，要反应及时，了解情况，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必要时向卫生部、国务院报告。
四十三、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健全信访制度，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完善协调机制，依法、及时地处理信访事宜。局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处理重要的群众来信，切实解决好关系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
四十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
第八章 加强廉政建设
四十五、局领导及各部门要从严管理。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负责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及失职、渎职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四十六、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规范公务接待，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
四十七、局机关工作人员要廉洁从政，严格执行中央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拉关系、谋私利，或为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严格要求亲属，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
第九章 会议制度
四十八、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一般每年第一季度召开。
会议的筹备和组织由办公室、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机关服务中心负责。会议的主题和方案由办公室会同政策法规与监督司提出，经局长会议确定。会议主要文件由政策法规与监督司负责组织起草，经局长会议讨论通过。会议的会务工作由办公室牵头，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会议结束后由政策法规与监督司负责起草向国务院、卫生部的报告。
四十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行局长会议、局务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制度。根据需要，召开局机关全体干部大会或司局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等。
五十、局长会议由局长召集和主持。全体局领导为会议组成人员，办公室主任列席。局长会议内容或议题由局领导提出，办公室汇总后报局长确定。
局长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性会议精神，研究落实意见；
（二）沟通工作情况，统一思想认识；
（三）研究局重点工作和重大问题，形成决议。
局长会议一般每周星期五上午召开，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同志列席。
五十一、局务会议由局长或局长委托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召集和主持。全体局领导和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局务会议内容或议题由局领导提出，办公室汇总后报局长确定。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卫生部重要会议和指示精神；
（二）通报和部署重要工作。
局务会议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必要时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五十二、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领导召集和主持，由主持会议的局领导决定参加会议人员。局长办公会议内容或议题由主持会议的局领导确定。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卫生部有关重要指示和局党组会议、局务会议决定的有关事项；
（二）协调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或直属单位的工作；
（三）协商、论证提交局党组会议或局务会议讨论的文件；
（四）听取地方中医药管理部门和直属单位的工作汇报；
（五）研究、处理局日常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局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五十三、局长会议、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组织工作由办公室负责。会议文件由有关部门准备后，提前交由办公室分送与会人员。参会部门和人员要认真做好会前准备工作，对会议议题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意见。
五十四、严格按照参会人员要求出席会议。局领导不能出席局长会议或局务会议，向局长请假。其他人员不能列席局长会议、出（列）席局务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向办公室请假，由办公室汇总后报局领导。
五十五、局长会议、局务会议由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会议记录并整理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经办公室主任审核后，报局长签发。
局长办公会议由办公室指定专人负责会议记录，由主持会议的局领导决定是否编印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由办公室主任审核后，报主持会议的局领导签发。
局长会议、局务会议和局长办公会议议定事项由办公室负责督办落实。
五十六、办公室归口负责全国中医药专题性工作会议计划的管理工作。局机关各部门业务会议要严格执行国务院有关精简会议的规定，减少会议数量，控制会议规模，注重会议质量，提高会议效果。全国性会议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
第十章 公文审批
五十七、局机关各部门办理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
五十八、局机关各部门承办的局发文（包括电报）需经本部门负责人签字，按照办文程序送办公室审核后，由办公室呈送分管局领导审批。重大事项由分管局领导核后，报局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审批。局机关各部门行文，涉及局内相关部门工作职责的，必须进行会签。
五十九、以局名义呈送国务院、卫生部的请示、报告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草案，须由局长或主持工作的副局长签发。其他以局名义发文，由分管局领导签发；分管局领导因故不能及时签发时，由办公室协调，呈请其他局领导签发。属于重大问题，由分管局领导核报局长签发。
六十、其他部委会签文件，经局机关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后，一般由分管局领导签发。重要的会签文件由局长签发，必要时经局长会议讨论决定。
六十一、局机关各部门报送局领导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主要负责人应主动协商，达成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六十二、以办公室名义发文（包括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并经本部门负责人核签后，由办公室主任签发。重要事项由办公室呈请分管局领导签发。
六十三、除办公室外，局机关其他部门和各协调、咨询、临时机构不得向各地卫生、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和直属单位印发政策性、规范性文件。
六十四、进一步精简公文，提高公文质量，规范办理程序，实行公文承办、起草、审核、签发、校对、归档分级负责制。严格执行密级文件管理规定，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效率。
第十一章 纪律和作风
六十五、局机关工作人员要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部署，严格遵守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六十六、对党中央、国务院重要会议、重大决策、重要工作部署及有关卫生、中医药工作重要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和涉及中医药工作全局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要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卫生部报告、请示。
六十七、局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局的各项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局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表讲话或文章，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局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必须经报局领导同意。
六十八、局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外事纪律，严禁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等，坚决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六十九、深入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服务型机关、和谐团队活动，内增素质，外树形象，推动机关建设，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高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七十、局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应本着务实、精干、节约的原则，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不搞迎送。
外出调研、考察结束后，一般应在两周内形成调研、考察报告。调研、考察报告应报送分管局领导，需要时经局领导同意在机关内部网上公布。
七十一、局领导原则上不为单位和地方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因特殊需要发贺信、贺电和题词，一般不公开发表。
七十二、以局名义组织或经局批准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要按经审定批准的方案进行新闻报道。局领导下基层调查研究、考察工作，需要新闻报道的，报道内容要经局领导本人审定。
七十三、局领导出访事宜由国际合作司按照有关规定报批。
局领导会见国（境）外来访人士，由国际合作司按照有关规定提出请示，呈有关局领导批准。
局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访，应事先书面请示分管局领导同意，由国际合作司根据本人本年度的出访情况，报分管外事的局领导同意后，请局长批准。局机关各部门其他负责人出访，应事先书面请示分管局领导同意后，由国际合作司根据本人本年度的出访情况，报分管外事的局领导批准。
七十四、严格执行请销假报告制度。局领导出差或休假，应事先报告局长同意，由办公室通报其他局领导。
局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出差或休假，应事先书面请示分管局领导同意后，报局长批准。局机关各部门其他负责人出差或休假，应事先书面请示分管局领导批准。
同一部门负责人不得同时全部离京外出。特殊情况必须事先书面请示分管局领导同意并报局长批准，并安排好有关工作。
局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工作日的活动安排须及时通报办公室，由办公室汇总报局领导。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现状和展望
作者：敬元沭 2003年12月05日
实行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这是一项伟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这一工程重要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无疑是富于挑战性的。这里且将实际工作中的一点思考呈送给各位，希望获得教益。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法制建设中的法律地位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由来和内涵的不断丰富。我国追求法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在古代即有儒家的“礼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虽然“法家”所言“法治”与我们今天所言“法治”并非同概念。后来儒家的“礼治”逐渐占据正统地位，其中吸收了法家、墨家、阴阳家等的理论，是为儒法合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唐律疏议》是封建制法典的代表。封建时代法制的基本特点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公开规定不平等。至晚清，法律大臣沈家本是法治的倡导者，我国开始有了宪法。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为袁世凯所利用。孙中山倡民主共和，提出“民主、民生、民权”，是追求现代民主法治的初步探索。蒋介石提出“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程序，以“宪政”为其目标，其实一直实行是军事独裁，政治独裁。在前苏联，由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严重破坏法制，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恶劣影响，贻害深远。共产党执政后如何治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未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
我党对中国民主法制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建国后，法制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探索和实践民主和法制的过程，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意识和习惯。始于1957年逐渐盛行的法律虚无主义、法律无用论极大地危害了国家和人民，民主与法制在文革中走向全面危机，忽视法治带来的严重的恶果是：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形成了人治下的群治现象，社会正常秩序荡然无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民主法制建设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发展战略：一是在政治发展上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二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实现全面的现代化。从1979年到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制定了三百六十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800多件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制定了七千多件地方性法规，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央提出要讲法制，要开展全民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把法律交给十亿人民。国家的法制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国外称中国一夜之间成了法律国家。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一五”普法正式启动，开始了全民的法制启蒙教育。
从1991年到1995年开展的“二五”普法，其显著特色是专业法的普及。宪法和两百多部基本法、专业法的普及，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1996年2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题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江泽民特别强调，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这是党中央领导人首次正式宣布要“依法治国”。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一次历史性升华和飞跃，更是我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三五”普法的一个重要突破就是向依法治理的延伸。首先是观念由“以法治民”转变到“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上来，这是重要的转变。其次，一个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的依法治理系统工程全面实施，推动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提高。
“四五”普法提出了“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工作目标，即努力实现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全面提高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依靠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提高全社会法治化水平。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全民普法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基于对法治规律的深刻认识。这就要求我们在“四五”普法过程中，必须注重培养公民的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法治观念，养成依法办事、依法做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增强公民遵纪守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使他们日益提高的法律意识不断转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法律素质。同时要求社会管理者要模范守法、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消除依赖和单纯行使行政手段管理的习惯，养成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素质。
四个五年普法，总的趋势是普法逐渐向纵深发展，向依法治理延伸，其内涵不断丰富，层次逐渐提高，领域不断拓展，影响更加深远，推进法治成为治国安邦的主要手段。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律国家（Etat de lois）”，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也已成为了一个“法治国家（Etat de droit）”。①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弄清了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国家，以及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国家，但在实践中普及、提高与探索的道路仍会是曲折的。中国人民要振兴民族，走向富强，追求法治国家的目标是别无选择的历史必然。既然我们的前脚已经跨进了法治的门槛，就应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坚定不移的决心，坚决地向前走，在新世纪里实现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
如何理解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现实必要性和长期性呢？
提起普法，有人总以法律太多，不是能够普及的东西而加以搪塞，认为机构设立和工作开展都是不必要的。这种观念是否正确呢？
哈耶克曾将洛克的一段话作为《法治的渊源》一章的题记：“法律的目的不是取消或限制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所有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②自由只有获得法律的有力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实行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过程是一个包含了人类的法律思想、行为乃其实践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进程，实现法治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法律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决不是实现法治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实现法治并使现代化法治长期发展的基本的先决条件。法律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要培养公民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
从1996年2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领导法制讲座上提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到1997年写入党章，再到1999年写入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人真正开始法治的进程是短暂的，没有中国民众法治观念的增强，法律信仰的树立，依法治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的确，法律不是可以普及的东西，但不应作为不需要普法的塞责。普法并不要求把老百姓都培养成法律人，而仅仅是让其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具备，自己权利被侵犯时浑然不知，违法时当头一棒，这样让他们知法的成本太高。如今有很多上访，其原因在于：一是人们还不习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二是地方上司法机关的在司法过程中受到诸多干扰，给实现司法公正带来一些困难。公民的臣民心理、畏法避法心理仍相当普遍。在少数基层干部心中，法律主要是被当作治民的工具，而不是作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实现依法治国，一方面我们有许多推进法治的精英，另一方面我们又缺失人民信仰，民众没有相应的法治观念，树立不起对法律的信仰，精英们的呼吁面对现实显得曲高而和寡。大力普法，提高民众法律意识，仍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尤其要提高宪法观念，让民众都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当人们都习惯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时候，法治的实现才是可期望的。
当前，执法的严肃性、司法的公正性，距离法律规范的客观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基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事例还经常有，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成为化解现实社会矛盾和危机的重要手段。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能否公正司法，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反映出法治文明水平的高低，关系到执政党的执政权威，决定着民族的生死存亡。社会法治化水平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因此，普法的现实必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普法是实行法治初期的一种权益措施，是阶段性的任务，随着法治的健全，普法将逐渐失去其必要性。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呢？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的任务，主要的理由有：第一，中国有很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缺少法治的人文传统。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使得专制观念在人们的心底根深蒂固，人治的习惯势力很大。改变这种传统难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实现法治是一个过程，目标不是固定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社会生活繁复万变，法律随之调整，需要经常不断的废止修改；况且现代社会法律数量繁多，社会管理者和企业经营者要依法管理经营好，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掌握并熟练运用。第三，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意味着更大的竞争风险。中国要走向世界，不仅要遵守游戏规则，还要熟练用好游戏规则，善于运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利益，避免成为善良的“挨打者”。如我省马钢出口到美国的H型钢，美国商务部裁定有倾销行为，并加征159%的反倾销税。经马钢积极应诉，据理力争，终于在2002年6月，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终裁，宣布没有倾销行为，继续享受零关税的进口税率。再如2002年1-10月，有16个国家和地区针对我国发起4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案金额7亿美元，同期我国总的应诉率为70%，在美国结案的5起中，4起获全胜，维护了我国1.3亿美元的出口。从1980年至2002年6月底止，国外对我国提起的反倾销案件已达497起，其中发达国家占65%以上，我国已成为国际反倾销的主要目标。从1997年到2002年6月底止，我国已对有倾销行为的商品开展反倾销调查，立案20余项(无机械产品)，其中已结案的5项，如从加拿大、美国、韩国进口的新闻纸实施反倾销措施，分别征收9%至78.9%不同幅度反倾销税。从俄罗斯进口的冷轧硅钢片，征收反倾销税6%至62%。如果我们不充分学习和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到国际贸易的激烈竞争中去，国家的利益就会受到很大损害。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法律制度中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呢？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由三块构成，一是法律结构，是指法律中的硬件环境，比如一个国家的宪政架构，法院的设置，法官的数量等等。第二个构成要素是法律实体。实体内容是立法规范和司法判决，即直接影响当事人以及更广泛的民众权利和利益的那些规范。第三便是法律文化，即影响法律机制动作的各种因素，例如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态度，对法院和其他法律机构的评价，对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倾向等等。我认为，法制宣传教育在我国法律制度中承担着法律文化建设的职能。
我们常说依法治理工作有六个环节，即立法、普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立法是基础，普法是前导，执法、司法是关键，法律服务是重要环节，法律监督是保障。被视为前导的普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多年来，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普法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问题也很突出。至今全国各地普法依法治理机构的设置不规范，立法滞后。这就需要从法理的基础上对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 明确定位，将其放到法制建设和国家体制改革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总体格局中来研究。
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法制化进程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当前，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发展，法制化、规范化是首要的难题，立法和实践中都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前面，是许多现实困难的根源，需要我们去作更多的研究。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执法主体和机构设置。这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一是认为机构都应设在党委部门，党委宣传部门在这方面应发挥主导作用，作为党委宣传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认为只有党委部门，才能统率起这项涉及全社会、各部门的工作。二是认为机构应设在政府部门，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职能。持这种意见的认为，党委不是行政执法部门，党委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应体现在宏观方面，具体办事机构还是设在政府部门，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执法主体的地位，行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部署、指导、协调、检查和考核的职能。政府作为执法主体，要把法制宣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实行目标责任制，进行考核奖惩。三是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构设在人大。目前大多数地方实行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工作机制。
法制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的关系也是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要正确地认识两者关系，必然要涉及到依法治理的定义；而要定义依法治理，就必然要涉及到依法治理与法治的联系与区别。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概念，它主要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它强调“依法治国”，“法律主治”。第二种，它是指一套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第三种，它是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状态。西方学者认为法治国家应具有五要素：一是法律至上；二是保护人权和公民权；三是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并接受法律的制约；四是司法独立；五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应当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自己的特点。一般说来，应该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前提条件；二是健全的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根本保证条件；三是严格的行政执法和公正的司法制度—关键性条件；四是坚强的靠得住的执法队伍—组织条件；五是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社会条件。
依法治理是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在新时期的拓展。这两项工作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其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依法治理概念内涵层次低于法治。法治的全称是“法律的统治”(The Rule of Law)，法治与“依法而治”是有区别的。依法治理属于法律应用、法制实践的范畴。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在对西方法律兴起过程的分析时，提出权力的二元(政权与教权)分割与制衡，曾经是西方社会“依法治理”兴起的重要条件，意味着以法律来统治。我国提出树立依法治理的观念的含义是就是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单纯依靠命令来指挥国家机器运转，这是缺乏民主的，具有“人治”的特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实行依法治理。只有实行依法治理，才能逐步实现建立法治国家的目标。我们现在说树立依法治理观念，就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社会向依法治理的转变。
依法治理的概念确实有大而广的特点。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掌握政治权力的阶级用什么方式来行使政治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依法治理属于国家的哪一种政治权力呢？显然渗透进各种权力。推进法治是全社会的目标，涉及方方面面。在实际开展工作的过程中，确有涵盖面广、难以把握的困难。由于上述原因，各地在组织组织机构的设置时，名称不尽统一，所在部门各别。正确认识普法与依法治理两者的关系，准确地法律定位，对于保证两项工作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目前比较合理的定位是：依法治理组织是党委领导下的组织，其办事机构代表党委协调各方开展工作。
明确社会各部门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职责，对于推动工作至关重要。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只有全社会各方的参与，才能真正做好。在《安徽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中，对社会各部门的职责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目前，我省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行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的模式。社会各部门单位对其所属人员均有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义务和责任，如对组织、宣传、人事、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公安、工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各级各类学校，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都有较明确的职责规定。
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机构的职责，我省条例的规定是：“各级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组织统一领导本辖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制定本地区法制宣传教育规划，部署、指导、协调、检查、考核本行政区域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决定或者建议实施奖惩。县级以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组织的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法制宣传教育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责是：⑴组织实施法制宣传教育规划，检查、督促各部门和单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⑵负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培训、考核工作；⑶总结、推广法制宣传教育典型经验；⑷组织编写统一的法制宣传教育教材；⑸建议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行评比和奖惩。督查与奖惩。”
依法治理工作的职责因尚无立法依据，有一些争议。目前我省在《安徽省“十五”期间依法治省工作纲要》中，对社会各部门的职责作了规定，具体要求是：“ 47、省委对依法治省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本纲要精神，动员和组织各部门及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依法治省工作。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在省委的领导下，研究、解决依法治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48、省人大常委会要对依法治省工作作出相应决议。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等国家机关要根据本纲要分别制定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法律服务等相关实施方案。49、各地、各部门要把依法治省工作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责任目标，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会同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奖惩、任免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50、各级政府要把法制建设的物质保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财政部门要把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有关部门要保证专款专用。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大经费投入，不断改善依法治省工作所必需的装备和工作条件。”依法治理工作职责的规定要上升到法律层次，还需要继续研究。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制度化正在不断取得进展。多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将一些符合法治原则的、合理的、有效的工作制度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于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是很必要的。一是领导干部听取法制讲座的制度。从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讲座算起，至今已举办了十几次法律知识讲座；从199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计划地请法律专家向常委会组成人员作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人大、政府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人也经常邀请专家讲课，听取法律知识专题讲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提高了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了全社会的学法。二是公职人员学法和考试考核制度。很多地方已经建立了国家机关公务人员的学法制度，尚存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力、政出多门、规范化程度不高的问题。目前行政执法岗位经法律培训上岗的制度执行得较好，有力地促进了依法行政。三是干部提拔任用前的法律考试考核制度。提拔任用的干部，必须对所在部门、岗位的工作涉及的法律有比较深的了解，才能很好地履行职责。通过任前考试考核取得任职资格，不失为一种保证和促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一种办法。四是推进各部门单位的工作目标责任制管理。在干部任期目标责任制的考评考核中，应当纳入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内容，由组织人事部门统一进行考评考核。五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涉及面很宽，作为协调部门，应当努力建立起联席会议制度，定期通报交流各部门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以便于整合资源，协同共进。
三、新时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形势的试分析
受众构成分析：追求最大化的宣传效益。改革开放后，经济大流动带来人口大流动：一方面，城市居民自愿或不自愿地摆脱了对单位的依附，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另一方面，民工潮形成了一 个职业和空间流动性很大的庞大群体，据统计，全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达8000多万人。我国的人口构成中，农村人口所占的比重大于城市人口。2000年我国的总人口为12.95亿，其中农村人口占69.6%；城市人口比重在不断提高。中国劳动力适龄人口的绝对量和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长。按中国通用标准，男16-59岁、女16-54岁划为劳动力适龄人口。中国现有劳动力资源，接近世界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数量之总和。全国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中，农、林、牧、渔劳动者占60％，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占24.5％，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人员占3.5％，服务业、商业工作人员占6.5％，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等共占5％。③人口大流动带来的普法对象的新变化表现在：农村实际人口减少，城镇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是普法的难点和死角；劳动力适龄人口增加，就业压力巨大，劳动力流动性大，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统一、有组织的普法十分困难；农民、产业工人是人口主体，恰恰对这部分人的普法是薄弱环节。
媒体传播分析：追求全位性的宣传效果。在当今信息社会，青少年接受媒体的兴趣究竟有什么新的变化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参与的“2000年中国青少年市场与媒体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电视仍最具影响力，音乐广播充满诱惑，比大人更愿网络冲浪，报刊杂志影响力分散。④在农村基层，我们了解到农民最感兴趣的信息依次是：1、科技信息（种、养、加工）；2、财经（市场行情、供求、劳动力转移）；3、文化（农村文化娱乐）；4、农业新闻、农家生活（卫生、健康、生活知识）；5、其他（司法、农村建筑等）。 从中明显可见农民关注点具有明显趋利性和娱乐性。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调查显示，至2002年6月底，全国上网用户达4580万人，是1997年的74倍。上网人数中，35岁以下的青年占82% 。⑤根据上述调查应当及时调整法制宣传的途径和手段：更多地运用电视媒体开展普法宣传；对农民最有效的普法手段是，将普法内容渗透进农民最感兴趣的信息中，结合农民的生产和娱乐需求来宣传法律；运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可以扩大覆盖面，提高宣传效果；改被动式灌输为个性化、交互式法律服务，12348法律咨询电话和网络法律咨询是最好的交互式服务方式；建设运用现代宣传媒体的基础设施，提高法制宣传人员的素质。
法治实践分析：追求现实性的社会效果。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提高社会法治化程度，其总体目标应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维护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了不等于实现了社会公正，但社会公正一般会提高劳动者积极性，这是由生产力三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的理论决定的。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形成了，可以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应该把努力实现社会公正作为工作目标，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以保证按劳分配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实现。在依法治理实践中，我们应当注意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公民权益的统一（如对待污染超标严重损害农民合法利益的问题）；注重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向他们提供应有的法律保障（如对待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险和伤残保障问题）；法治至上的原则。依法治理不仅是依法统治，更要体现法治的原则，更多地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更严厉地治“官”治“吏”。近些年，我们看到有的大学生不服学校勒令退学的处分，将学校告上法庭，最终重新取得了学籍；政府不作为，老百姓拿起法律武器与之对簿公堂等等。象这样的“民告官”案件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对一些行使社会管理的权威部门，老百姓开始敢说“不”字，从以往的不敢告、不愿告到现在的勇敢地告，说明了通过多年法治实践和普法，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在不断增强。千百万人民参与法治实践，正有力地推动着现代化法治的进程。
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展望
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原因在于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挑战。在内部，品尝到民主和法治带来实惠的人民对进一步实现法治的期望值很高，市场经济也只有在法治的环境中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在外部，旧的过于统制的经济模式经不起走向法治的世界潮流的冲击，国际环境的激烈竞争鞭策我们必须通过推进法治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以早日实现强国之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担负着传播现代法治文化、促进现代化法治国家建设的重任，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
加快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立法进程。尽快实现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推动这项工作继续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基础。经过多年实践，全国各地在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的已经上升到法律高度，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制定了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司法部也有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立法的设想。可以预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法制化进程将会加快。从安徽来说，省委、省人大、省政府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关心这项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这必将促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依法构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新格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一旦实现国家立法，地方立法也就一片坦途。多年来我们期望的工作机构实体化、工作内容法定化、工作程序规范化、工作制度完备化的目标有望实现。在国家法制建设总体格局中获得应有地位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将会建立起健康的运行机制，创新的管理机制，可靠的保障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司法行政机关将在组织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进一步健全网络，强化职能，扩大影响，通过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拓展宣传范围，改革宣传方式，建设崭新的现代法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呼唤着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革新。向公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个性化、交互性、全方位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为各种经济实体提供多样化、专业化、高层次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是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努力的方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开创新的局面，必须做到：资源要整合，受众要广泛，内容要拓展，形式要创新，层次要提高。当前在法制宣传实践中，一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二是要创新宣传形式，通过新的媒体渠道，努力为公民提供个性化、交互性、全方位的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电视、书报刊、网络已经成为影响力最广泛的三个宣传渠道），参与法制实践对领导干部而言也是一种有效的普法方式；三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层次，把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建设现代法治文化作为我们的长期任务。
推进各行各业的依法治理，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水平。依法治理正在迅速地渗透到各部门、单位的管理和工作实践中，成为各行各业发挥职能、加强管理、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专业法宣传正在受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通过培训考试考核取得执法上岗资格证制度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手段，这是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融进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突出表现。安徽省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案件上升速度较快。2002年，全省行政诉讼达3000多件，行政复议5000多件，这反映出全省公民的法律意识正在增强，法律素质在提高；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水平亟待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加以提高；法律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依靠法律机制来缓冲、平衡和化解社会矛盾，减少激化为对社会肌体的破坏，已经成为保障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手段。广州孙志刚被害一案的网络冲击，就直接导致了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社会主义法治以人为本的特征得到体现。这体现了法治的进步，社会法治文明程度的提高。
中国走向现代化法治社会的进程依然漫长，这决定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任务依然很艰巨。在现实社会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的事件还多有发生。推进依法治理，在立法、普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厉行法治；在法治的原则下，更广泛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化各行各业的依法治理，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与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保障经济发展，实现民富国强，正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也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者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①《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进展与阻力》（法）戴尔玛斯-马蒂著/石佳友译，原载全法科协法律经济分会会刊《欧洲法律与经济评论》杂志
②《自由秩序原理•法治的渊源》F.A.哈耶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 1997年12月 第一版
③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构成情况示意图，见中国翻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