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德市市直单位国有资产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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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德市市直单位国有资产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湖南省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德市市直单位国有资产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常政办发〔2006〕9号
市直各单位：
现将《常德市市直单位国有资产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OO六年四月二十日
常德市市直单位国有资产占用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市直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直单位，是指市直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他组织。国有资产占用费是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缴款义务人是有经营性资产的市直单位。
第三条 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征收对象是指市直单位将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改变使用性质，用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资产和利用财政性资金购建的直接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国有资产。具体包括：
（一）用非经营性资产作为初始投资，购建的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的资产；
（二）用非经营性资产对外投资、入股、合资、联营形成的资产；
（三）用非经营性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租赁、承包（包括内部承包）形成的资产；
（四）利用财政性资金直接购建以生产经营活动为目的的资产；
（五）市级财政部门认定应缴纳占用费的其他经营性国有资产。
第四条 国有资产占用费由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直接征收，全额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第五条 市直单位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以下简称“非转经”）的国有资产占用费计征额按财政部门的规定确定。对市直单位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原则上每年按资产原值（无资产原值记录或原值无法确定的资产按评估价值计算）的2-3%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非转经”资产原值与实际偏离较大的，按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重估值或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资产的评估值确定计征额。宣传、新闻等传媒机构占有国有资产经营广告业务的，每年按广告收入的3—5%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
市直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租赁的，每年按资产原值（无资产原值记录或原值无法确定的资产按评估价值计算）1—3%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利用政府行政职能形成收入的事业单位或经济实体，每年按其收入的1-3%收取国有资产占用费。
第六条 国有资产占用费实行按季缴纳、年终结算，由缴款义务人于每季末缴入“常德市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应及时将各单位缴纳的国有资产占用费划解国库，同时向缴款义务人开具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第七条 按规定纳入同级财政专户或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经营性事业单位，在交纳国有资产占用费时，允许在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时在税前扣除。
第八条 缴款义务人不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国有资产占用费的，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滞纳数额2‰的滞纳金，财政拨款单位由财政部门从本年度或下年度预算拨款中予以扣缴。拒不缴纳国有资产占用费的，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条 市直单位具有下列情形要求减免国有资产占用费的，由缴款义务人向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提出减免申请，经市财政局审核同意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一）非经营性资产直接用于兴办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
（二) 因国家安全等特殊工作需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三）其他需要减免的情况。
第十条 市直单位每年要对经营性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核实总量、明晰产权，并向市财政局备案。经营性国有资产改变用途、新增或异动，必须及时向市财政局申报并办理资产登记手续，并同时到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办理年度应缴纳国有资产占用费金额调整等相关手续。
第十一条 市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国有资产占用费缴款义务人使用国有资产和缴款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国有资产占用费缴款义务人应积极配合，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过去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卫生部关于大力宣传认真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大力宣传认真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
卫生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03年5月9日由温家宝总理签署的第376号国务院令公布施行。条例的公布施行，对于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做好当前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卫生部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的有关规定，针对当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实际，于5月12日发布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5号，以下简称办法），明确了卫生部及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责任，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控制、救治措施及其职责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大力宣传条例和办法在在职责范围内，认真做好条例和办法的贯彻实施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贯彻条例和办法。各地要将宣传贯彻条例和办法纳入“四五”普法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同贯彻《传染病防治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起来，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治非典的部署和措施结合起来，同宣传普及科学预防疾病知识结合起来。要组织卫生系统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全面理解、正确把握条例和办法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增强卫生系统全体人员的法律意识，自觉依法行政，依法做好当前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的各项工作。
二、结合卫生工作实际，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监测与处理应急预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条例和有关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职业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建立监测与预警系统，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每一位卫生行政人员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依法行政，明确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能和责任。
三、进一步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应急能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指导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健全信息网络，从疫情监测、卫生检疫、医疗救治、追踪调查和疫情处理等方面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等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各级各类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通过对条例和办法的学习，提高法制意识，明确自己肩负的任务，全面、正确履行职责。
四、加强对传染病防治的监督检查工作，加大执法力度。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卫生监督机构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条例、办法的规定，加强对传染病预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措施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传染病特别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督察、指导，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严肃进行查处。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各地发现的重大案件，要及时报告卫生部。
五、各地要在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和办法，将条例和办法真正落到实处。
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
秦德良
[摘 要] 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经历了共和国初期的“从重、从快”“坚决无情地镇压”反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的“依法从重从快”“严打”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基本上被取代了，实践证明，随着我国进入法治社会步伐加快以及可以选择的社会控制手段的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严打”刑事政策将逐渐演变为“重重”和“迅速公正审判”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严打”政策 确立时期 发展时期 未来
“严打”是在中共党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各级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从重”是就实体而言，“从快”是就程序而言。二者又分别体现为司法和立法两个层面：从司法层面看，“严打”是一种在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范围内“从重”、“从快”的执法活动，这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严打”含义。[1] 但“严打”有时也体现在立法层面上，如1983年的“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当年9月2日颁布实施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2]
当代中国“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与西方国家“重重”的“严打”政策不同，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我国“严打”政策的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严打”刑事政策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确立，8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今天，“严打”刑事政策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历史与未来进行考察。
一、确立时期：共和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
1950年3月至1953年上半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共领导的一场成功的镇压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是对反革命分子的“坚决无情地镇压”, 是共和国的首次“严打”，这次“严打”所采用的政策主要是“从重、从快”[3]。
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犯罪高峰，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由此开始了“从重、从快”的镇反“严打”斗争，一直持续到1953年上半年，镇反运动才结束。在整个运动中，共杀掉反革命分子71万人，关押129万人，管制123万人。[4] 可以说，镇反“严打”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的“严打”刑事政策表现出下列特点：
第一，毛泽东时代的“严打”镇反运动表现出了典型的政治性、阶级专政性、军事性、行政性和全民性。“严打”刑事政策由中共党中央决定和领导，全民参与，由政府和司法机关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主要通过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发挥具体的打击作用，司法机关的司法裁判权从属于政府和军队的决定权和侦查权，因此，刑事司法程序成了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行政治罪程序；主要目的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共和国新生政权，强化人民民主专政，因此，“严打”刑事政策重视“保护法益”、轻视“保障人权，尤其是嫌疑人人权”的刑事法机能。
第二，“严打”刑事政策是在镇反与军事剿匪同步进行的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最初没有宪法和法律约束，主要是在实现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政策、大方针指导下运作的，显示了较强的军事性和功利性而欠缺科学性和公正性。“严打”刑事政策作为政府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公共决策更多地考虑了其政治性和效率性而忽视了刑事司法内在的公正价值，因此其所追求的司法效率是一种欠缺刑事司法正义的短期效率。
第三，在严厉打击严重反革命犯罪分子的“从重、从快”“稳准狠”的“严打”刑事政策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仅处于次要地位，或者基本上被取代了。
第四，反革命分子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别多，虽然对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收效显著，但强化了以政治与军事化的革命运动方式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严打”思维，而这种具有政治性、行政性、军事性、阶级专政性的“严打”，昭示了我国刑事司法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工具的“重打击，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超职权主义的刑事司法理念，同时不够理性地附和了国民的死刑报应观念，对我国后来的“严打”刑事政策与实践、刑事司法以及国民的刑事司法心理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二、发展时期：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
（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严打”思想、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从1982年至今，几乎没有停止过“严打”斗争，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严打”斗争就有1983、1996、2001年三次。这段时期的依法从重从快的“严打”刑事政策，最早是在1979年针对转型社会初期的犯罪高峰提出。这是“严打”刑事政策的发展时期。对“严打”贡献了思想的主要是邓小平与彭真。
1、邓小平与彭真的“严打”思想
第一，“严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公、检、法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根本任务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5]“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6]
“严打”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表现，是对少数教育不改悔的罪犯进行专政的斗争，因此应该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严打”刑事政策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科学原理。
第二，“严打”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的一个方面
1981年５月，彭真在北京、上海等５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提出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同时，又提出要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首次将“严打”刑事政策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结合了起来。
第三，“严打”必须发动群众、组织大战役和抓大案要案。
第四，“严打”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从严集中打击。
对刑事犯罪的问题“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7]“从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内的从重，不是加重；加重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以外加重判刑。”[8]
第五，“严打”是长期的经常的斗争。
第六，“要稳，要准”
